或许，在当下的艺术圈熟悉于振立的人并不多，但在大连艺术界，于振立可是大名鼎鼎。于振立给我发的唯一一条短信，自称“大连老于”，我一看就笑了，这名头散发的江湖气、资深感、自诩味道，像极了于振立给我的感觉。于振立还让我想起北宋潘阆写观潮的两句词，“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我想，了解于振立艺术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感。于振立不仅“潮”，而且是名符其实的“弄潮儿”。

 

一.

 

    六十年代中的“文革”时代，于振立只有十七八岁，在文革演出队临摹毛泽东像，先是被军宣传队发现为“人才”，后来不断被各级政府、学校、乡村要去画打格放大的“毛主席”，最大的十多米高，他一个人攀着梯子两天就能完成，于振立天分和能力可见一斑。在那个特别的时代，这“活儿”给于振立带来一系列“好处”，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加分外，还练就了漆与油相混画的功夫，强健了身，吃了无数好饭菜，更实惠的是挣得剩余的画笔和颜料，于振立可以用这些画笔和颜料，大量地画写生和临摹大师的作品。

 

 

于振立辅导宣传画创作班1973

 

    1969年，于振立二十岁时，第一张油画《广阔天地炼红心》参加了省美术大展，又被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发现为“人才”，约于振立画宣传画，于振立从此开始轰轰烈烈地画起了政治宣传画。从《欢迎哥哥姐姐下乡来》、《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直到《声讨“四人帮”》，整整十年间，于振立画了两百多幅“毛主席”，八十多幅政治宣传画，印刷发行、报刊登载率都极高。1979年夏天，一场洪水，把于振立放在床下的大量宣传画原作、一千余幅写生全部“洗”劫，给于振立这段特别的艺术经历，留下一个无奈而完满的结局。

 

 

于振立《欢迎哥哥姐姐下乡来》政治宣传画 70年代

 

　　七十年代末，正值新旧交替的时代，艺术得以从政治中脱身，而从良的路却是艰难的。对于满怀热情画了十年“红、光、亮，高、大、全”政治宣传画、曾经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的于振立，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几乎是致命的。从于振立那时的口头禅“绝望”，以及自谓“苦恼人的笑”，可以感受到他深度的纠结。其实，当时整个艺术界都面临困惑──长期作为政治的附庸的艺术，如何独立表达个人情感；现实主义模式一统多年，其他艺术实验如何进行，当时的几代艺术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艺术经历出发，进行各种风格实验，试图走出困境。

 

    1979年于振立画的《彭总故乡行诗意》，一个高大、结实的农民，伫立在画面中央，右手镰刀，左手麦穗，顶天立地，身边蹲着倒水的小女孩儿，矮半截，背后的麦田金黄一片。虽然没有明显的大主题，还带有些纯朴的人情味，但主角中心、色彩明亮，依然保留了“高、大、全，红、光、亮”的特质，横扫的大方笔触，也依然“苏式”。1989年于振立画的《吃喜酒的女人们》，这个题目的感觉很“平凡”，而这张画的感觉却很“伟大”。三幅联画近两米高六米宽的画幅，几十个“吃喜酒的女人”，直立于红天黑土之间，一律是被灰白大笔触横竖刷出来的，斧劈刀砍般有力，厚重的油彩堆起的没有透视的“结构”，浮雕般连成一大片。我初看这画的感觉是“烈士纪念碑”，而于振立自己说是“想表现中国的精神”。无论如何，于振立是从“高、大、全，红、光、亮”中逃离了，虽然多少都有点后遗症。这十年间，于振立画了近百幅作品，尝试了现代主义的多种风格实验，很有些“洗心革面”的劲头。因为与当时的实验“潮”同步，于振立展览、发表、获奖的频率都很高，而于振立内心的挣扎有多艰难，只有他自己最知道。

 

 

于振立《吃喜酒的女人》 油画   1989年

 

    1989年下半年，许多人离开了北京，于振立却离开了他熟悉和熟悉他的大连，在北京锣鼓巷租住下来。这回，于振立“只想松弛和自由”，面对自己的感觉，于振立发现他正处在源自他生命经验的“墟”，以及他身体内核的“虚”的双重境地。从1989年的《图式》开始，到1990-1993年的《生日手记》，于振立几乎放弃了“形象”、色彩，不停地以“抽象”表现他的“心相”，不拘材料、不拘工具、不拘手法，近乎肆意地表达，这使他在大部分艺术评论中被称为“抽象实验艺术家”。而在我看来，于振立终于放下了以往艺术经验的“伟大”，而保留了与他精神一体的“力量感”。

 

二.

 

    1994年12月26日，于振立离开了大连城市，搬到了大连金州东面的大黑山──“大连市金州区大和尚山响水观沟35号”，半山坡上，只有三间简陋的农民房。传言很多，“成仙”，不像，选择“毛主席”一百零一岁诞辰这一天进山，总还是和“现实”保持着剪不断的联系；“隐居终南”，也不像，当时的于振立，已经很享有不小的知名度，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协理事、大连美协副主席兼油画会会长等“头衔”，完全不需要走“捷径”，也无意于混仕途；“疯了”，更不是，进山之前于振立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抉择是理性的，于振立自己说是“看不惯”一些事，要自己“营造”后半生的生活和艺术。

 

    于振立的营造从扩建房子开始，十几年间，经于振立多次扩建的房子，画室、客厅、书房、卧室、厨房、厕所、仓库，一应俱全。然而这不是普通的盖房子，建筑材料几乎全部是废弃的“垃圾”，除了破砖烂瓦，旧木碎石，于振立把烂桌椅、废轮胎、破电视、空瓶子、旧磨盘，凡他能搞到的“下岗”物品，统统砌上了墙，铺下了地，门窗、楼梯、室内也都写满、画满、贴满，装置、图案聚集了各种“文化”──八卦、几何、五角星、十字架，简直是物物废弃，处处文化，正经地说是“后现代主义”，通俗地说是“化腐朽为神奇”，于振立自己说是“被遗弃物喜悦生还”。

 

 

于振立废弃物作品墙《光影勾股弦》

 

    更奇特的营造是房子旁边的山坡上，于振立一锨一镐地挖，一砖一石地垒，造出了一片“梯田”。于振立说，“台阶”这种形式在他的意识里总是有特别的感觉，无论是在梦里、电影里，还是在现实里，他常常想一定要亲手搭建一个步步高升的“台阶”，“梯田”实现了他的“梦想”。建造梯田，于振立也像盖房子那样嵌入了很多“被遗弃物”，但于振立并不满足，他开始在梯田上用空瓶子营造一些“塔”样的“雕塑”，瓶子不够，于振立向社会发出一封“收集废瓶子”的公开信，忽悠大家帮他收集“不能回收的、各种形状的、即将遗弃”的空瓶子。结果是惊人的，据说很多人“响应”，竟然收集了酒瓶、药瓶、酱油瓶、香水瓶等十余万个（当然是酒瓶居多）。于振立用这些瓶子，一瓶一瓶地搭，累日累月地砌，这“行为”，是生活，是艺术，是劳作，是游戏，也是修行。几年间，“塔”样雕塑一个一个在“梯田”上矗立起来，成了于振立工作室的标志“景观”，只是这“塔”肚子里全都塞满了他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于振立山上的酒瓶塔

 

    放下“伟大”的于振立，在梯田和山坡上植树养花、种菜栽瓜，蔬菜、瓜果待客，苞米、葵花喂鸟，花草为情人，酒狗为朋友，外表像农民，蓬头布衣，骨子里还是文人，读书、看杂志、画画，而且每天写手记，于振立在山上多少年，就是多少本手记，年年一本，于振立说，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除了劳作太累，第二天也会补上。

 

 

于振立黑山工作室全景

 

    于振立在山上的十几年，并非与世隔绝，山下的活动、展览他也有选择地参加，也时不常会有朋友来上山看他，甚至有计划地邀请艺术家在山上做互动展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进进出出”， “隔着距离再交往”，或许，这正是他当年上山“营造”后半生的重要思考所在。

 

三.

 

    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认识于振立的了，大约是九十年代中大连一个女性展览，我去了，于振立也来了。仿佛那时于振立刚进山不久，大连有很多传言，于振立满头乱蓬蓬的卷发，喝酒的架势，连珠发射般的言词，很有些“火气”，我感觉出在场的一些人的不耐烦，心里很想“维护”他，这种维护感，使于振立在我的感觉里一开始就像个“熟人”。2004年2月，我再去大连的时候，问起于振立，大连的朋友石峰和董枫说，老于在山上还是挺“苦”的，他的母亲、姐姐、妹妹，轮流上山照顾他，朋友有时候上山看他，也给他带些粮食、肉、用品、书籍之类。我请石峰和董枫带我上山去看看于振立，他们又约了两个大连的朋友，带了吃食，一起上了山。印象里，那天阳光明亮，空气干冷，山坡并不高，坡下就能看见于振立的工作室了，高高低低的一片灰顶，下面是乱七八糟的墙。爬几步台阶就到屋门口了，冬天上山的人少，于振立没想到我们来，有点喜出望外，忙迎着，我笑的时候，感觉嘴已经冻得不自然了。

 

    屋里并不比室外暖和多少，于振立说因为没有暖气，在北方山上过冬，没暖气，怎么过？于振立说，照顾他的二姐下山了，他一个人弄不好。于振立见我简直待不住，急忙说，上炕上炕，炕上暖和，我连滚带爬上了炕，果然热乎乎，手柔软了，嘴自如了，心也舒坦了。于振立和董枫也上了炕，其他几个“男生”在下面，竟如一家人相聚的感觉。于振立拿来他的手记给我看，一页页翻，一页页讲，他读的书，他的感想，他营建的草图，他的胡思乱想，他喜欢的胖女人，朋友上上下下的看他，他进进出出的活动，点点滴滴的琐事种种，写写画画，密密麻麻，完全的心迹手感。我有些感动，于振立喝酒、说话、画画总有点“大”的架势，而手记透露了他的细腻甚至温情。于振立“讲”他手记的时候，愉快而陶醉，不停地说，我住山上也什么都知道，翻到一页指着，这是看你文章后写的，我十分惊奇，连我自己都忘记了那文章发在哪里。我注意到他的字潦而不草，很有味道。我也注意到他的手掌虽大，却骨小肉丰，竟然有些“女相”，只是多年劳作有些粗糙了。

 

 

  于振立手记

 

    从书房出来，我们去看于振立的工作室，进门一堵“影壁”墙，墙上贴满于振立和朋友们的合影，大约是陆陆续续贴上去的，有些已经褪色了，有些却还鲜艳着。我近前细看了看，很多“美术界”的熟人都在。“影壁”墙后面空间很简陋，中间一张木板搭建的大“画案”，墙上满是于振立的画，空荡荡、冷清清、灰蒙蒙，当然很冷，待不住，很快出来了，外面阳光灿烂。此时，“梯田”已经造好，空瓶砌的“塔”也有了一个，绿绿的（多是绿色啤酒瓶），在冬天的一片荒凉中突出而挺拔。我们和“塔”照了各种照片，记录了“到此一游”。现在看来，照片上阳光明媚，竟有些初春的气息，而每个人的笑依然冻得发僵。

 

    2011年夏天，刘骁纯老师说，大连有个商家以前收藏了不少于振立的作品，如今想资助给于振立做个展览，请去商量一下。于振立也打电话说，想老栗和我一定去。本来，于振立在我的专栏计划中，想和他好好聊聊，但我不喜欢凑热闹，人多的时候也无法自如地聊，就说换一个时候再去看他。直到秋天，才和老栗一起去了大连。我们先见到了资助于振立的“商家”，有趣的是，这个商家本性“商”。商总一见到我就说，上次你没来，于振立一直问“廖雯怎么没来，她不来没意思”。

 

    第二天，我们上山，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我腿不好，车一直带我到半坡，我一出车门就看见于振立的“背影”，正在坡上扫地，蓬头卷发依旧，布衣旧袄依旧，只是体略胖，背微驼。我想打招呼，却发现有几个年轻人正举着录像机拍摄，原来“扫地”竟是“摆拍”，其中一个姑娘对我说，上去和于老师个打招呼吧，于振立闻声回头，看见我，很意外，连说“哎呀妈呀，大妹子，怎么是你”，拿着扫帚就冲下来，镜头马上转向我们，我说“来看你”的时候，感觉也在“摆拍”中了。好在老栗和其他人陆续爬上来了，镜头就又转向了他们，我顿觉释然。我站在“梯田”下的空场向上看，入眼的是梯田高处的一蓬月季花，红艳艳的，清冷的秋风中格外打眼。环顾梯田上下，瓶“塔”已经有很多个，人群和摄像已经上了高坡，于振立在高处往下指着一个“鸡”样的瓶雕说，“现在不光是塔，还有打鸣的公鸡”，我顺他的手指看去，笑了，调侃到“分明是母鸡，想女人了吧”。

 

    这天山上有很多于振立的亲友，他的妹妹，他的老朋友王连义，他的学生，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都在帮忙准备招待我们的饭菜。我请他们搬个凳子出来晒太阳，边和他们聊天。有阳光真是好，已经是深秋，北方的山上，微风习习，居然不冷。如果你站在阴阳交接处，阳光照到的地方暖暖的，照不到的地方就冷冷的，那个分界格外凌厉，仿佛可以把身体一分两半。山上空旷，没什么挡儿，我可以把整个身子都放进了阳光里，享受片刻。

 

    人群下来了，进了屋，镜头一直跟着，我没有机会单独和于振立说话，就跟着起哄式地提问，简直是“砸场子”。终于得空和于振立说，我想再看看你的“手记”，于振立领老栗和我进到他的“书房”。墙上贴满写满，一些自制的旧书架，满是书，收拾得干净、整齐，尤其是暖和，我打趣说“进步了”，于振立说都是他妹妹的“功劳”。于振立指着一个书架上的一摞大本子，说这些都是手记，顺手拿下来几本，开始翻翻讲讲，刚讲两页，外面拍摄的人就叫了。

 

    说不成“正经事”，于是问他母亲怎么样，我知道于振立是“孝子”，他家姐妹多，兄弟少，母亲偏疼他。于振立说现在条件好些了，他也把母亲接来同住，母亲九十多岁了，他要给她养老送终，又指着墙上他早年给母亲画的像和母亲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中的母亲清秀、平和、纯净，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让我想我姥姥。临行前我请于振立的妹妹带我去看看母亲，母亲坐在床上，低着头，妹妹解释说，母亲眼瞎了，耳朵也聋，妹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是我哥的朋友”，并拉母亲的手给我握着，母亲的手很柔软，忽然问我“多大了”，我说五十了，她说还年轻呢。母亲反复用说家乡话说，傻了，又聋又瞎，拖累孩子们了，和我姥姥老的时候说得几乎一样。月前，我写这文章时和于振立要一些图片资料，于振立告诉我，他母亲去世了。有一天，又打电话说，今天是他母亲“头七”，他请了朋友一起过过，也请了商总。

 

 

于振立和母亲在山上1996

 

2012年1月12日于宋庄小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