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州向东进入大黑山，一经过了铁道桥，刹那之间就都远离了喧嚣。满眼碧绿，油亮亮的。自水源地拐进响水观的岔道，中途，左侧，忽然可见一所“城堡”样儿的屋舍，门牌显示“大连市金州区大和尚山响水观沟35号”，便是于振立的工作室了。

    所见，依山傍水，藏风聚气，当真称得上一处难得的灵性天地。1994年12月26日，于振立断然辞别了城市，执意搬迁到了这里……

    于振立者，1949年3月2日出生在大连金州。同一年的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庄严诞生，以至于于振立从此“骄傲”着成长。

    文革期间，于振立就读大连师范学校美术专业。之后供职金州博物馆、文化馆以及大连市群众艺术馆。那是一段燃烧着的岁月，一切都是那么地单纯充满激情。其时的于振立也早已身手非凡，全部意识也都沉浸在了“红、光、亮”的政治色彩之中，他高举画笔，没日没夜地挥就一幅又一幅的红色经典。至今，于振立的政治宣传画哪怕只是印刷品，也已经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伴随着“开放”的步伐，于振立始终冲锋在美术的最前沿，并积极创作了《国殇》、《彭总故乡行诗意》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力作，其声誉也在国内崭露头角。1987年，于振立如愿考入中央美院油画助教研修班，从此开始了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的实验和实践过程。

    1989年，于振立创作的《吃喜酒的女人们》等9幅作品参展中国美术馆“8人油画展”，进而确立了“表现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1993年，于振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再次确立了“抽象艺术领军人物”的地位。

    然而，正当于振立在美术领域如日中秋抑或飞黄腾达的时刻。1994年12月26日，于振立断然拒绝了城市，执意“隐居”到了偏远的大连大黑山，于振立同时拒绝的也还包括名利、金钱、香车、别墅、美女，甚至包括时代，艺术界从此传起“于振立疯了”、“成了大仙了”种种传言。

    其时，这里只是3间简陋的破瓦房。于振立却亲力亲为，一砖一瓦地扩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并从此展开了一场“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公众的实验过程”。

    扩建过程当中，这里随意之间就能挖出石刀、石斧、石璧、黑陶、彩陶等远古时期的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此处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史，无疑，这更延伸了此处的时空隧道，更增添了此处的神秘气氛。

    现如今，这里已被于振立营造得出神入化：无论画室、客厅、陈列间、仓库、卧室、书屋、厨房、茅厕，全都显现意味深长的艺术元素，或者八卦走相，或者几何图形，全都相互联系、彼此瓜葛；或者神气跃动着，或者愉快舞蹈的，全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更加令人惊诧的是，构成这些艺术元素的原材料，大都来自城里的已经被退役了的破桌子、烂凳子、废轮胎、旧电视、杂乱瓶子、遗弃磨盘，以及就地挖掘出来的碎石瓦块等，原本，这些已被称作“垃圾”的废料一经通过了于振立的“经营”，就都“转身”成为了的门窗、扶梯、阁楼、梯田、雕塑、图画、构成、装置……

    山坡之间，于振立垦土播种，蔬菜瓜果用来招待客人，苞米葵花多来喂鸟。春天的桃花、秋天的菊花是他的情人，酒和狗是他的伴侣。每天，他都是从阅读开始，《读书》、《人民文学》、德里达、福柯、萨特、哈贝马斯，然后就开始营建工作室，料理菜园，或者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晚上，除了必须完成每日必写的手记，更多时间也就停在中央五频道或是继续绘画创作了。

    于振立说，上山意味着蒙难，蒙难意味着死亡，死亡意味着新生。在与城市、人群“隔着距离再交往”的数年当中，他看到的太多，也思考的太多，他在把握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过程中，突然放下了自己，心中顿觉好宽阔。他用身体语言在现实世界进行“艺术”交往，他自己也因此成了极具“影响”的活体雕塑。

    沟里的两位王姓农民长期受雇参与工作室的施工，“二王”也因此学得“十八般武艺”，一来二去，“二王”也都成了建筑专家并因此脱贫致富。提及沟里的“艺术家”，村民无人不夸是好人，别人买桃都砍价，“艺术家”反而多给钱。

    2000年12月26日，于振立推出了他“上山”以来的首回“工作室开放展”，他把新近创作的30余幅《彩虹写真》全部赠送给了帮助他建设工作室的人。是日，各级领导、同事、朋友、学生以及记者们纷纷聚集而来，大家在留言签名的同时，也收到了注有“明目爽心、清热泻火、补虚拨神、花光六腹，振立培植、老母采集”说明的“千头菊花茶”。于振立说他要用精神的艺术和物质的菊花来答谢大家、建立关系。

    2003年，于振立向社会发出一封“收集废瓶子”的公开信，他希望能把“不能回收的、各种形状的、即将遗弃的”瓶子集中到一起。此后，东方渔港、第十二中学、公安人员、媒体记者等积极响应。经统计，于振立至今已经收集了酒瓶、药瓶、酱油瓶、香水瓶等10余万个，他把这些瓶子全部做成了各种形态的艺术雕塑。只是，雕塑的肚子里全都塞满了他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于振立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时代，人们到处扔，他就到处拣。

    按：现在看来，于振立艺术上的从“神”到人、从具象到抽象，文化上的从东方到西方再回归东方，地域的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农村，生命的从有到无再到有、从生到死再到生，其中剥离出来的正是“从一到多”的哲学命题。他的所谓“隐居”行动，如同一个艺术话语，突然生发出了生命的多种可能。

    于振立所从事艺术的45年之间，分别通过政治宣传画、现代艺术、表现主义以及抽象艺术确立了他在美术领域的领军地位，进而通过18年“工作室”的营建行为，实现了对于独立艺术家身份的建构，通过18年艺术手记的持续撰写，实现了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建构，通过18年与社会交往的实践过程，实现了艺术公共化的当代语言转向的社会雕塑与行动艺术可能。

    显然，于振立把一切都归于了艺术，进而又把艺术归于了日常。在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当中，他甚至选择了与现实和时代相背道而驰的路线，或者选择了自我流放的解构方式，正如同他的所坚持的法则：当精神、关照全都光鲜呈现，他个人却在悄然退却。从中，我们所能体悟的正是灿烂的涅槃之光、大爱之光。

    透过于振立，我们看到了精神不倒、生命常青，看到了理想不死、信念不灭。透过于振立的方式，我们发现所要抵达的诺亚方舟，所要回归的理想家园，正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