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中国的流浪艺术家，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成帮结伙地居住下来，被称为圆明园画家村。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人满为患，热闹非凡，同时也屡遭警察的驱赶和抓捕。所以另一拨艺术家，自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聚集起来，长城饭店是北京最早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之一，在离这个豪华酒店东面的一公里处，就是没有开发的农村，那里有成片成片的破房子，新聚集起来的艺术家就租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这里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的艺术家喜欢把这里叫做“东村”，再者也和纽约的东村有一比，至少在艺术的圈子里，这里也是前卫艺术的发生地。说起前卫来，在90年代中期，这里确实发生了很多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值得载入艺术史的事件，尤其是行为艺术的事件，出现了像马六明、朱冥、张洹、祖咒、荣荣、苍鑫等著名艺术家。

发生在“东村”的行为艺术，以它强调身体本身——尤其肉体承受和表现力作为语言特点，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一种标志。1987年和1992年也都是中国行为艺术较集中的时期。1987年赵建海、康木、奚建军、郑玉珂等艺术家，他们多以布等材料包裹自己，在有明显文化含义的环境如长城、圆明园、明陵做作品为特点，与当时中国的文化热一脉相承，作品多带有文化批判的指向。1992年的行为艺术多呈事件形式，和当时中国的经济开放和消费文化的涌进有关，作品多带波普色彩，如《太阳100》的行为事件，是选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以义务打扫卫生等毛时代的社会公共行为，来反讽当前社会道德普遍沦丧的现实。前两个行为热点，语言上都带有明显的“社会行为的特征”，而东村的行为更强调赤裸裸的身体语言，并且更多通过“自谑”，来表达他们的生存感受。如张洹的《二十平方米》，是张浑身涂满蜂蜜和鱼内脏的液体，端坐在肮脏、满是苍蝇的公共厕所里一个小时，让苍蝇爬满自己的身体。张的《六十五公斤》是用铁链把自己捆在屋内距地面三米的房梁上，两名医生把艺术家的250毫升的血慢慢抽出，并滴落在加热的盘中，沸腾、烧焦后的血散发着腥味，张的行为的指涉是不言而喻的，这形成此后张洹行为的一个特点，即善于通过对自己身体的自虐来隐喻人和环境的某种关系。泡泡和身体关系，一直是朱冥行为的标识，他不断地通过吹肥皂泡，或者把自己埋在土里，地面上只留有他在地下吹出的肥皂泡，随着气泡的不断产生又不断破裂，在自己气息几乎用尽中体验濒临窒息的感觉；这为他后来进入塑料大气球中，体验窒息的作品作了准备，尤其是他进入塑料气球，任由象“气泡”的气球在海上漂流，体验孤独、隔膜、逃避、消失的“气泡”的作品，已成为行为艺术在国际间交流的名作。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家是马六明，他恰当地使用了自己的象漂亮女孩的脸庞，创造了亦男亦女、男女同体的形象，更深入地涉及到作为现代人心理上的角色意识。马六明对男女同体的角色意识的体验，来自他早期在东村做的一些作品，马使用他的男女同体的形象，时而表演手淫；时而表演煮鱼，但又在自己的生殖器和嘴之间套上管子，使嘴和生殖器都变成一种无效的器官，而鱼作为中国传统的“性”的象征，使这种表演包含了性的含义，或者说，马六明的早期作品，是通过性的压抑、自慰、想象的体验中，创造出男女同体的艺术形象的。苍鑫在东村的时候什么类型作品都做，后来成为重要的行为艺术家，尤其是他用舌头舔各种东西的作品，以一种特殊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为不少策展人所喜欢，被邀请参加多个国际展览。应该说，中国的行为艺术走向国际，为世界艺术界所关注，始于东村。但是，这些艺术家为此所付出的，以及所遭受到的压力，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艺术家所难以想象的。即使对于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的人来说，每每想起十年前的东村，还是有点“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那时，他们生活得都很苦。我在东村见到祖咒的时候，他还使用着父母给起的名字吴烘金，也才刚刚筹备自己的乐队，他是唯一住在那里的摇滚歌手，我每次去东村都会遇到他，有一次他邀请我和廖雯去他的工作室听他唱歌，所谓工作室，就是房东老乡在屋子后面盖的一个后背房，大概不到十平方米，又矮又破，为了让巨大的声响不至于扰民，屋子所有的门窗都被捂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就是在那个小屋里，祖咒给我们俩唱歌唱得激情四溢，声音震耳欲聋，把个小屋的窗户震得嘎啦嘎啦的直响，以致我们从祖咒的屋子出来后，好长时间我们的耳朵里还是嗡嗡作响，真让我体会到了摇滚的“威力”。又有一次，我带汪继芳去采访他们，我们又去听祖咒唱歌，那是他自己创作的几首歌，我记得其中一首歌的名字是《莫非》，怀念他死去的女友莫非，声音低沉沙哑，苍凉凄宛，在歌的结尾处，呼唤莫非的名字时，声音嘶哑而无奈，听得我泪流满面。我信服中国古老的艺术格言“愤怒出诗人”，或者艺术的产生，如司马迁说的“人皆有郁结，不得通其道，”只是为了抒发内心的“郁结”。我至今认为，真艺术往往产生于不幸的人生和痛苦的心灵。

东村的行为艺术的产生，也多与这种苦痛的生活感觉有关。这里的行为艺术家，我最早认识马六明，1991年湖北美术学院毕业展览的时候，我去武汉看他们的展览，那次展览，因为马六明回家乡，我没有见到他，但在那个展览上，马六明画的是一些诸如毛巾、牙刷之类的日常用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来到了北京，我记得那时他来我家是1993年的夏天，从此我们来往就比较多了。马六明在他们兄弟六人中排行中最小，在他的兄弟中他和他二哥关系最好，他还带他的二哥到我家里来过，所以我们也跟着他的哥哥，习惯叫他小六子。朱冥是马六明带到我家里来的，那时他在北京美术馆下属的画廊，办了一个画展，让我去看他的画展，他的作品多是综合材料。张洹是美术学院的进修生，他们那一届的进修生和我比较熟，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多次饭。说起东村，其实最早住进那个地方的是他们进修班里的两个香港人，其中一个叫谭业广，马六明住进东村就是经过谭业广介绍的。后来，这个进修班毕业散伙，张洹、段英梅和王世华等几个非北京的同学，就留在了北京，住进了东村，那时他们还主要是从事绘画。东村真正引人注目，或者东村成为人们心目中当代艺术的一个据点的，是后来的行为艺术。我想其中原因，一是90年代初艺术界正处在行为艺术的第二个高潮。二是玩世写实主义和政治波普正在国际上大出风头之时。这都为他们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提供了一个契机。马六明在湖北美院时曾经是85新潮代表人物魏光庆的学生，曾经多次参加魏光庆组织的行为艺术，马六明曾经说他喜欢表演，在表演中它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当时还有一件事情起了重要的作用，93年的9月份，吉尔伯特和乔治借在北京开个展的期间，参观了北京的两个艺术家聚集地，圆明园和东村，当参观东村时，马六明现场做了即兴的行为表演《与吉尔伯特和乔治对话》，这个作品的个人化、伤感，以及身体本身的表现力，使吉尔伯特和乔治，以及在场的东村艺术家为之感动，也为此后东村的行为艺术强调“身体表现力”的语言方式开了先河。在这个作品结束后的几天里，东村的艺术家都兴奋不已，他们彻夜讨论，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成为他们这个群落共识的方式，无疑，行为艺术在东村能成为一种气候，东村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东村，马六明是一面旗帜。在《与吉尔伯特和乔治对话》之后，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为作品的出现，东村因此名声大噪。

在中国，有些人和有些艺术类型，其名声和危险性是成正比的。结果在马六明做完《芬·马六明的午餐》，张洹做完《六十五公斤》，朱冥吹泡泡吹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抓走了马六明和朱冥。我得到消息之后，就向公安局打听他们的消息，同时立即给马六明和朱冥的家里联系，小六子的二哥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北京，并且向公安局北京朝阳分局了解了他们被逮捕的消息，公安局给小六子的二哥看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小六子的二哥立即拿给我看，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封拘留通知书(附图1)，这封拘留通知书上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我局已于1994年6月13日将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马六明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朝阳分局看守所。”警察局有关人员还向马六明二哥解释说，警察局已经请有关专家作了鉴定，马六明的行为涉嫌黄色活动，警察局还补充说他们是请的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的专家作的鉴定。对于官方“专家”这种陷人于火海的做法，我和马六明二哥都很气愤，我立即草拟了一封给警察局的信件，原信件已经给了警察局，草稿如下(附图2)：

“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领导：据悉本月12日在被称为‘东村’的艺术家聚集的村落里，两名行为艺术家马六明和朱冥被拘留，我作为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人员深感不安，希望通过此信能谈谈我的看法。

自60年代以来，行为艺术已成为一种国际艺术的样式，而且裸体是艺术家最喜欢使用的一种方式。行为艺术在中国各种学术刊物上介绍，始于80初期，80年代中期我国艺术界开始有一批青年艺术家涉足这种样式，至今已有了十年的历史，使用裸体已很常见。

马六明和朱明都是中国专业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多年来对艺术尤其对新艺术的探索，非常严肃认真，马六明的行为主要是通过男女同体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对人在现代文明中被异化的一种体验，即人的中性化。朱明的吹泡行为表达了人的理想丧失。当然他们的艺术仍在试验阶段，我们无法给予一个肯定的定论，但有四点则是肯定的。

马六明和朱冥的作品不涉及任何黄色内容。就目前现代艺术在中国仍处于试验阶段这点而言，他们的作品好坏，学术界肯定意见分歧很大，但这应该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马和朱的所有行为全部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和工作室的院子内小范围进行的，参观者均是批评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圈子的人。所以如此，正是考虑到中国现代艺术仍处在试验阶段，不容易被广大人民所理解。但是随着中国各方面的现代化，应该允许对各种新的实验艺术的探索，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好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的国情和前卫试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马朱二人既无黄色等不好的动机，有没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不良的效果。据悉在对马的案件预审过程中，请过一些专家作了鉴定，我们认为艺术在当代早已分成许多不同的领域，而每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都不能构成专家。所以我认为应该请真正对现代艺术有研究的专家来讨论作出判断。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研究室、西方艺术研究室等。以上意见请公安局有关领导考虑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报》编辑、批评家栗宪庭”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由于救人心切，使我想试试能不能通过权力中人救出马六明和朱冥，我就给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写了一封求救信，邓是一个画家，我们同为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的毕业生，我平时称她为师姐，那时我正在应她的邀请为她的作品写一篇短文。求救原信如下(附图3)：

“邓林师姐，您好！文章已经写好，不知可否，现传给您，请提意见。

另有一事使我这几日痛苦不堪，居住在长城饭店后面的一些艺术家，其中有两个湖北美院的毕业生，做了一些行为艺术，前一日，他们在工作室作行为，被朝阳区公安局抓去，至今未放，公安局有消息说请了一些北京画院的人去看他们的行为照片，说不是艺术，因他们是裸体做作品，公安局方面说既是专家鉴定不是艺术，就一定是黄色，要严打。

中国的现代艺术不管它多幼稚，甚至有些作品不好，但他们在执著地追求，他们一无工作，行为作品又不能有商业价值，这种精神常使我感动，但这些艺术常常会在这个国家遭到各种压制，我不明白，为什么公安局要对艺术进行干预。

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各种关系太复杂，也不知道您能否帮忙营救这两个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本不愿意提这件事的，如果是我被抓，我会挺下去，不求任何人，可这些艺术家太年轻，经历太少，我担心他们的承受力？D―宪庭”

这两封信发出去之后，我急切地等待着公安方面的反应，但两封信犹如石沉大海。当月接近月底的时候，朱冥在东村的朋友文越，给我送来了朱冥从北京昌平收容所转给我的信，信是写在一个当时最便宜的《长乐》牌香烟的包装盒碎片上，原信如下(附图4)：

“栗老师：您好！不知您是否早已知道马六明礼拜天行为一事，我现在被关在昌平七里渠收容所。马六明的近况我不清楚，可能被关在别处。我在这生活自然不用说好坏。感触最深的是自由，时间的浪费真让人痛心！身体轻了，头脑却重了！罢，待日后出去再对您详谈！！94，6，21”。

一起送给我的还有朱冥写给他其他朋友的求救信(附图5)，信中有如下句子：“派出所怀疑我们是一个黄色团体”，“我也被怀疑是这一团体的一员”，我“每日两餐，都是窝窝头与白菜汤，我现在真可谓每日剧下(大概是每况愈下)，盼能早日获得自由，我的清白早日得到证实。”

给我的信的背面是朱冥写给文越的附言，“文越：此信打电话告诉他们，并告诉我被关起来的起因，也许他们能有办法把我接出去，拜托了！6，24”文越在给我送朱冥信的时候，同时告诉我，他听说一个有公安局亲戚的朋友说，只要拿2－3千元，就可以把关在收容所里的人给保出来，保释的人要给被保释的人有某种关系，比如亲属，或者师生。有了这个信息，我和廖雯立即凑钱，并试图在我当时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美术报》开了一封证明，证明我是以一个艺术专家和朱冥老师的身份，去昌平收容所联系保释关在里面的朱冥，但都没有人敢开这个证明，最后我在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下属的《北京大都会美术中心》开了一封证明信(附图6)。

我们到昌平收容所的时间大约在6月底7月初，那时有私车的艺术家很少，展望有一辆2020北京破吉普，我打电话给展望请他帮忙，展望爽快地答应。我们约好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廖雯带着3000元和一封证明信，驱车昌平。

我们只知道要去“七里渠的昌平收容所”，至于收容所和七里渠具体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我记得那天的天气很热，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接近中午时分才找到昌平收容所，按今天北京城的距离，收容所也许不算远，但那时我们觉得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程，当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时候，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朱冥救出火海了，心里好一阵兴奋。可我们到了接待室，只能隔着小窗和接待我们的警察说话，我心里不由得凉了一下。但我还是谦恭地一边说明来意，一边把介绍信递过去，并且晃了晃手里的3000元钱。我瞥了一眼接我信的警察，那是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女警察，心里有一种暖意，心想姑娘也许好说话。但霎那间，那警察姑娘就把脸沉了下来，撇撇嘴，一脸鄙视地说：“人不一定在我们这里，就是在这里也不能保！什么艺术，还不定是干了什么呢！”。我赶紧说，“他真的是艺术家，我们接到他的信，说就是在这里”。我一边给那个警察姑娘解释，一边看着那张由于蛮横而变形的脸，气愤而厌恶。廖雯在一旁看着我火气越来越大，生怕我把事情弄砸了，一把把我推开，她上前耐心地给那个警察姑娘解释，展望也伸过头去帮腔。我们磨了半天，那个警察姑娘才一脸不屑地说，“你们自己进去找找看吧”，看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我们不是一个黄色团伙，就是开窑子的，心里那个窝囊。虽然心里憋气，还是松了一口气，我们几个就进了里面，好家伙，里面好大，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都是高墙深院，每个大门都是紧锁着的，我们挨个喊过去，没有一个人理我们，我们就在里面逛荡，并一直往里走，好容易迎面碰上一个警察，就上去打听，那警察一脸不耐烦，说：“现在都去吃饭了，下午来吧，你们也别往里找，里边是‘鸡窝’”，鸡窝？我们突然明白，里面关的是妓女。真是晦气，今天好像真得脱不开黄色了。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他们上班，我们又进去找，这次还顺利，接连找了几个院子就找到了。我们说明来意，那警察说，只能送东西，不能见人，也不能保出去，警察还说，如果真的没有问题，过一段就会遣返老家的。我们问如果我们买一些东西送给他，他是不是能收到，警察说能收到。我们就出去买东西，那是个周围没有什么建筑和商店的孤零零的地方，但是，在收容所的大门口，有一个专门给收容的人设立的商店，我们怕朱冥在里面没有衣服换，就在那里买了几套裤衩和汗衫，又买了几条烟，找到那个院子，送了进去。

此后的几个月，我的心一直悬着，终于有一天，我接到朱冥从湖南打来的电话，说他已经被遣返回了湖南，等歇一段时间就回北京。后来也接到小六子出来的消息，我的心终于放下了。此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至于在监狱里他们所遭受的和所看到的，说给我听的情况，让我至今一想起，就有一种恐惧和愤怒，行文至此，除了无奈，我没有心情再写出来，我想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迄今为止，网上和各种媒介所揭发出的监狱里的黑暗，触目惊心。我想他们的遭遇――连他们都说，要比那些他们看到的要幸运和好很多了，所以不说也罢。十年恍惚如梦，所幸的是，如今的马六明，在艺术上已经扬名海内外，生活上也安定下来，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朱冥也多次在国际上作行为艺术表演，生活上虽不富裕，但和女友一起生活得也算衣食不愁。更别说张洹已经打进纽约当代艺术的圈子，在国际展览上也频频露脸，而且他和妻子在纽约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携五岁多的孩子一家三口，过上了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如今的诅咒，自1998年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以后，已经蛮声中国摇滚界，到今天已经出了四张个人专辑。摄影家荣荣，常携他的日本妻子映里一起参加国际展览，个人摄影集已经出了好几本，苍鑫和妻子小莉在北京798艺术仓库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还开起了一家餐厅和一家服装店，生意和日子都很红火……，当年在北京东村活动的艺术家，如今大多混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