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立作为一位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家，放弃了世俗生活的荣辱得失，始终坚持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他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一位从画文革政治宣传画，转型到创作形而上抽象油画，最终创作观念装置作品的艺术家。而艺术上每一次创新对于振立来说都是其个人生命的一次蜕变，他用自身的生命历程建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的一个独特的精神坐标。

    青年时代的于振立朝气蓬勃，他将自己的青春与当时的政治运动融合到一起。1966年，于振立因为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红卫兵步行去北京的事迹报道，就决定也要步行去北京，到祖国的首都去看毛主席。在他的感召下，一些同样热血的年轻人，也加入了此次长征的队伍。于是包括于振立在内的18人，从大连出发步行到北京。一路上，于振立表现地非常活跃，他既吹笛子，又拉手风琴。他们是“宣传队”，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文革期间他同时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宣传画的创作运动当中。他所创作的宣传画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入手，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充满生机活力。《欢迎哥哥姐姐下乡来》是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作品，画面中人物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表情热情，一片喜悦祥和的气氛，流露出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满足感。此时于振立的宣传画创作劲头十足，不计报酬地将鲜活的生活感受灌注到宣传画创作中，诞生了众多洋溢着乐观情绪的作品。画面中人物表现出热情饱满的精神面貌，正符合文革时期政治思想运动的需要。于振立的宣传画，不依循僵硬的规范和标准，而是把纯真生命体所独有的激情展现在作品当中。在文革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里，于振立的宣传画表现了他在内心将自我的生命个体融入到时代浪潮中的强烈意志力。然而，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此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在红卫兵大串联期间，食物是免费供应的，有些南方的学生吃不惯北方的馒头，就把馒头直接扔到了墙上，浪费了好多粮食。然而，在“造反有理”的革命时代，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不得不继续为学生提供免费的食物。南方学生扔馒头，于振立看在眼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就偷偷地把馒头都捡了起来。此时，他感觉到这样的大串联将是一场民族的灾难。文革期间政治宣传画过分强调宏大的主题叙事，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而忽视对普通平民真实存在状况的关注。当于振立从创作政治宣传画的激情中冷静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自我个体的生存境遇。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于振立的绘画创作从描绘政治人物，转向关注普通平民。他创作了一幅油画作品《国难》，画面中的人物不再是形象高大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位面容苍老的老妇人。而此妇人的形象是以于振立的母亲作为原型创作而成的，饱含了他对自己亲生母亲深情的爱。文革期间，于振立所创作的数百幅政治宣传画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利益回报，在文革热情冷却之后，当他面对母亲和家人的时候，他的内心又感到十分酸楚。生活的现实让于振立变得压抑和苦闷，他不肯与现实妥协，试图用艺术的方式去寻求改变。

    “我必须成为一个生命内驱力的‘海’！否则，就会随波逐流，听任一切‘伦理’、‘规则’的左右，自陷于不可自拔、僵死、伪善，奴隶般的境地，我寻求作品的扩张力，即震撼力，大约还是汹涌澎湃的海给予我的启示。”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振立创作了《潮》系列油画，是他表现自我生命个体创造能量的代表性作品。自由创造对于振立来说，是其生命的内在需求。《潮·海那边》均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摆脱了文革时期的思想禁锢，而获得自由的艺术创作空间。生命精神遨游在于振立所创建的艺术空间之中。另一幅作品《生命》是以装饰化的手法描绘了一丛破土而出青绿色的春笋，象征着文革结束后，新的历史时期所焕发出新的艺术生机，也是画家内心对于艺术创新的渴望。然而，他对于自由创作的理解直接联系到生命体的内在驱动力，将自由的创作意识和生命体所具有的强大驱动力融合为一体，从而走入生命涌动，万物化生的艺术之境。20世纪80年代末期，于振立开始探索新的艺术表现语言，他寻求抽象艺术的表达方式，即以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探索生命缘起的主题，作品《生日手记》系列隐喻表述出人作为生命个体的缘起瞬间，并引申出宇宙的原生状态。于振立此一阶段所创作的抽象油画作品并没有涉及社会政治，更多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通过抽象油画形式语言，阐释东方文化中的生命意识。《点划具象》系列油画是他在充分理解西方现代抽象艺术思想之后，重新思考宇宙生命本体的缘起，最终以庄禅的方式展示了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他运用中国传统汉字笔画作为抽象形式因素，围绕点始划开而阐述出东方文化中关于生命意识的观念。“混元之始空寂之谷，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点始划开后，紫河轮转之迹的是。是点破、偶得……等一系列流程在时空图式化生的事是的是。”“个体生命稍纵即失，宇宙生命生生不息……涵容万籁一划天开的是。是恍惚窈暝运游无始无末之一点……机理入微化万物为一体的是。”②于振立的抽象油画作品直接指向宇宙生命原初以及个体生命体验，而不是停留在笔墨技法层面，他是用“一划”画出生命个体的磅礴气势和震撼力量。 “气流不塞，不期然而然的神天一气贯之地五行运于土，终始于土的迹的是——艺术家事实是虔诚的守迹人。”③即是运用艺术的表达方式将自我生命个体的发展与天地自然造化的运转行进融为一体。于振立的抽象油画没有固定的空间和时间，他所要表达的是宇宙生命永恒不变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以及生命个体在感悟痛苦、愉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过程。天地造化、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均为生生流转轮回的自然原始推动力所驱动。于振立用自己的抽象油画作品印证了我性通物性，物我为一体，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终极生命意识，向观者述说着溟溟之中生命的缘起。于振立的生命意识是流动的，他的思想贯穿于东西方文化，既强调了西方艺术独立的自我意识，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念融合于自己的艺术生命当中，创作出具有书写性笔迹的抽象油画作品。于振立的抽象油画作品能够引领人们脱离社会化与功利化世俗生活的干扰，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审美的净化。从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对社会政治运动的依附转移到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于振立以其不懈地努力鉴证了艺术家强大的创造能量，他能够自由地将绘画形式因素所固有的艺术价值充分展现出来，还原艺术本身的本源价值，从而体现出人作为艺术创造主体对生命直觉的感受，最终以视觉的表现方式释放出生命体本身的能量。此阶段于振立的抽象油画作品，排除了社会政治因素对艺术的干扰，不同于文革时期政治宣传画的创作，而走向生命主题的独立表述，通过油画与综合材料的推刮，涂抹出生命的印迹，不断地证实生命自身存在的运转演化过程。此时的于振立，艺术上追寻着生命的真谛，而现实生活却让他痛苦万分。妻子由于生活的窘困而离开了他，好友的自杀而让他感到孤独无助。于振立无法与现实社会相妥协，他最终走上了一条艺术与生活相融合的道路。开始了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艺术生活化的旅程。

    1994年12月26日，于振立放弃了世俗世界的功名利禄，远离了喧嚣的闹市，来到了位于大连金州区大黑山脚下的农舍，踏上了自己新的艺术探索征程。他“归隐”于山林，开始了僧侣般的艺术创作实践。如果说于振立的架上绘画创作是其借助于绘画语言表达他关于生命体验的思考，而后来18年的山中艺术创作生活则使这一思考进一步深入下去。于振立走入大黑山是他个人艺术生命中的一次蜕变，单个的生命体孤独地创造大黑山艺术工作室，将自我的生命历程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将自身的生命意志熔铸到大黑山的石块瓦砾之中，赋予它们以灵魂，完成生命主题视觉呈现的过程。然而，此种呈现过程是异常艰辛的，于振立在物质条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依靠朋友帮助运来水泥和沙子，他完全只依靠自己的双手搬运石块、水泥，建成现在包含画室、展厅、客厅、卧室、书房、厨房等功能齐全的工作室。此处既是他艺术创作实践的场所，又是他日常生活起居的环境。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成现今极具艺术性的建筑群。于振立在搬到大黑山之前，所创作的抽象油画作品已经在国内美术圈产生重要影响，而他却放弃了已取得的成就，义无反顾地走向自然，将自我生命历程与天地造化运行融合。“宇宙生命本身生生不息，个体生命稍纵即逝，艺术把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连在一起！”④于振立所创造的大黑山建筑则鉴证了生命个体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化的主题。工作室建筑局部出现八卦五行图案，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周易》思想入手，突显出生命意识。八卦符号起源于《周易》，而易始于太极，太极一分为二，乃为乾坤，而后又演化为八卦，正是这一运转过程与自然天地四季变化同步。所以，八卦符号也是传统文化中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符号。五行符号也象征金木水火土相生相通，同样也是一个生生运转模式，也是体现生命意识的符号。于振立同时把体现生命意识的象征符号安排在工作室建筑群当中，突显出他在艺术创作中所依托的顽强生命意志力。

    从1994年底至今，于振立所创造的大黑山建筑群，除了彰显出生命强大的创造力以外，此番身体力行的艺术创作实践，同时也捍卫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处于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边缘化状态，但他倔强不屈地坚守在艺术的道德救赎与世俗的物质主义洪流对抗的战场中。他收集各种废旧酒瓶和轮胎、电视机屏幕，将消费社会被人们遗弃的垃圾废品重新组合，赋予它们以全新的艺术价值，使其艺术创作扮演了社会道德救赎的角色。于振立走入大黑山所创造的建筑是以道德良知为基础，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社会雕塑，除了延续生命主题观念之外，又加入了社会现实的伦理道德判断，而体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文价值。于振立从自身做起，用18年的心血建设的艺术工作室是他辛苦劳动的结晶，是他个人生命历程凝练出的厚重艺术载体，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纯粹知识分子艺术家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他建设艺术工作室的艰苦劳动就是社会责任感极强的行为艺术，印证了他是一位勇于牺牲、甘于寂寞、笃实勤奋而虔诚的艺术信徒。他感受着自然万物的灵性，并关注着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以极大的生命意志力完成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依靠虔诚的艺术信仰维持坚强的主体性品质，是于振立能够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心理基础。建设工作室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创作过程，展现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的运动本质，是于振立将自然宇宙生命之道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位创作者，寻求艺术不同的表述方式是于振立生命经历的主要线索，他个体生命活动的每一阶段都是在创造，而每一次创造都是于振立内在生命的一次蜕变，每一个阶段他的生命就会展现出不同的内容，是不可复制的。于振立的艺术创新之路从没有停止过，他不断地尝试着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文革时期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宣传画创作到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油画作品，最终走向大黑山建造起具有现实批判性的工作室建筑群，生命意识始终是他创造的艺术主题。他将生命的缘起、绽放和回归，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当中，突显出人作为创作主体的生命能量。纵观于振立整体的艺术创作路径，生命意识是在不断强化过程中彰显出来。由早期宣传画创作中艺术生命服务于社会政治，到生命意识转化为油画综合材料的推刮，而获得艺术本体的独立和自由，乃至最终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力所创造的艺术作品能够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建立起具有道德救赎意义的观念装置作品。然而，于振立艺术中的每一次蜕变都伴随着他进一步远离社会权利中心，自我边缘化的批判性行为。他摆脱世俗社会的纷扰，建构起自我生命演化模式，从而走入自由自在、无为洒脱的艺术之境。于振立完全依靠自我的生命意志力支撑他对艺术创新的执着信念，并且毫无畏惧地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抛弃一切、打碎一切。因此，对于振立而言，不断远离中心，而形成边缘化的处境就为他独立而纯粹的艺术创造提供必备的条件。尽管他离群索居，但他却高尚地用艺术创造的方式坚守着艺术家的道德良知，引领普罗大众回归精神的彼岸，这便是于振立生命存在的价值。

    ①《大海意识的选择》1987年第一期《美术》

    ② 《迹——艺术本在的低语》1991年 于振立手记

    ③④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