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侃：哎，当兵啊？

唱：来到深山，

侃：来深山干啥啊？

唱：要消灭反动派，

侃：能打过人家吗？

唱：改天换地，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

侃：哎，够辛苦的啊！

唱：共/产/党/毛/主/席，

侃：哎，可别提那个老逼养的了，可把我们害苦了。

唱：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侃：这啥打扮啊？

唱：红旗指处乌云散，解放区人民斗倒地主把身翻。

侃：地主找你惹你了？

唱：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

侃：吹牛吧。

……

老逼的这段“调侃戏谑”被人录像传到网上，一时舆论如潮，弄得老毕好像犯了什么政治大错似的。现在看来，这一“老毕视频事件”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文化意义。

首先，老毕在私人场合的“调侃戏谑”行为是一种对假丑恶历史的反讽式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已经没有文化先锋意义，但在中国现在的历史愚弄主义和历史专/制主义现实语境中，依然具有文化社会学的自/由意义，毕竟到现在为止，这种历史问题依然是公开自/由言说的禁区。本来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就是需要不断的重写，而这种戏谑就是早已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重写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流露。本来在私人场合中这种意义也不大，但一旦扩散到公共领域，又被名人效应放大，其意义就比较大了。很多行为的意义有时就是被偶然因素导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尽管老毕在公开场合是一种标准的“体制内形象”，但这种意义并不会因此而减弱，甚至反而会增加，因为人们会从名人在公私场合的人格分裂中加深对导致人格分裂的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反思（人格能够分裂、而不是向丑恶人性一边倒，说明良知还没有完全被狗吃掉）。

尽管现在有网文爆料，说老毕其实不是“调侃戏谑”，而是一个人演唱了东北本来就有的《智取威虎山》这一唱段的不同版本，其中的所谓“调侃戏谑”只是土匪的戏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不知是否真有两个版本（以后可能有调查结果）？但即使有，老毕在并非真表演的生活场合很难说完全无意调侃戏谑（老毕在其微博道歉中也并未说是误会），即使完全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在今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由于听者有心，传播到社会后更广泛的听者有心和舆论放大，也已经使社会实际上形成了广泛的反讽式反思，其意义仍然成立。只不过此时反思及其意义并非始自老毕（与老毕无关），而是始自社会（包括现场听者）对老毕的误读。然而，这就是“社会即雕塑”现象，社会文化的进步常常就是如此（当然退步也常常一样）。
其次，那个拍摄老毕“调侃戏谑”行为视频、并把它没经过老毕同意就放到网上的行为，在中国无人不知的逼仄的言论自/由现实语境中，显然是一种卑劣的告密陷害行为（北京文化圈人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行为带给他人的政治风险）。这种行为本身是反自/由意义的，它引发了舆论对这种行为本身及其背后的中国卑劣文化问题及其影响、塑造的卑劣人性问题的大量反思（尤其是联系明朝和文革的告密陷害文化历史），这种反思构成了“老毕视频事件”的文化意义的另一更重要方面。

再次，上述卑劣的陷害告密行为直接导致的事件又把中国严峻的言论自/由问题再次从独特的角度激发出来，广泛引发舆论对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问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历史、人性等方面）的反思，这种反思构成了“老毕视频事件”的文化意义的最重要方面。之所以是最重要方面，那是因为言论自/由问题是前两个方面意义产生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存在根本性的言论自/由问题，上述告密行为就毫无意义而不会发生，因为老毕那种“调侃戏谑”本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即使没有经过老毕同意而放到网上，对老毕本人也本不会导致什么大问题，告密者也只会受到私底下的道德谴责或警告，当然也就不会有舆论反思告密陷害问题的文化意义。同样，如果我们不存在根本性的言论自/由问题，老毕“调侃戏谑”行为即使传到网上，即使有名人效应，也不会引起多少关注而形成多少反讽性反思，也就不会有多少文化社会学意义，因为有文化禁区，才会有突破文化禁区的意义。

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老毕视频事件”有关自/由的特定文化意义。这一事件在我的“问题主义”艺术理论思考中就是很好的当代艺术。“问题主义”的焦点就是在对人的特定存在问题的追问中创造拓展人的进一步自/由空间的特定文化意义，同时也创造了特定文化意义乃以产生的独特语言形式——“老毕视频事件”的独特语言形式在事件的一系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偶发（现在仍然在不断发生）中不可复制地自然生成。这种独特语言形式生动地呈现了当代艺术新的存在方式——“艺术就在饭桌上，或者进一步说艺术就在大街上、在工厂中、在学校里、在田野上……在社会中存在问题的每一个角落。艺术不再是愉悦的，而是意义的；不再是心理学审美的，而是社会学追问的；不再是在画室中的审美想象或社会学玄想，而是针对社会问题的身体力行的追问……艺术不再是艺术的，而是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总之，艺术的创作、批评、理论、展示、传播、教育等等不再是为了形式审美，而是为了人的问题反思，在问题反思中追问人的意义，艺术从一种新的方式回到了人的更根本所在。”一言以蔽之：“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这是我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理论命题之一。

所以我常说：没有艺术，只有生活；没有艺术家，只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