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见艺术机构邀请水天中、刘骁纯、栗宪庭和王林等，去大连参加于振立作品收藏展并参观他营造了十八年的工作室。我们拿到的活动文献有曲振伟、郭燕写的六篇文章，还有于振立简历及创作年表。这些文字对于振立几十年艺术创作及成就，有充分的描述和高度的评价。而这一行人前去参予，也事出有因：栗宪庭1979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时发表过于振立参加辽宁紫罗兰画展的作品；王林1991年至1992年做《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时两次邀请于振立参加；水天中1994年主持《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油画》时于振立参展并由刘骁纯撰写专论。所以这些，都让于振立给人以艺术元老或长老的印象。

    其实于振立没这么老。他是1949年3月出生的，尽管也算是民国人，但毕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长大。于振立成名很早，其创造经历的确值得作为中国艺术家典型个案来进行研究。但研究的目的不是一路肯定，而是要仔细分析其创作成果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推进作用和历史价值。有两个重点是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

    其一，于振立曾是文革政治宣传画的高产画家，文革后从写实表现到具像表现再到抽象表现，成为中国现代性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中间有着怎样的社会历史变化、艺术语境变化和精神心理变化？对专制政治宣传的创作激情是如何发生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是如何走向极端的？其中的矛盾和连接何在？必须通过批判性分析，透视出历史与人格的问题，揭示出时代与灵魂的秘密，还原一个真实同时是真诚和真正的于振立。

    其二，于振立1994年归隐山林，在乡间营造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以一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开始废品营造活动，而今已初具规模。对其自我营造的过程和结果，作为艺术生态或生态艺术来谈论，亦无不可。其生活方式逆反于中国社会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进程，自有其对比、反省和批判的意义。但一旦视为于振立独立的创作阶段，就必须讨论与于振立艺术经历的联系，其与美术史的上下文关系何在？比如，废品营造和意大利贫穷艺术有什么关系？

    前不久网上传出北大博士王青山夫妇“六•四”后归隐山林的消息，他们在河北深山二十多年，和泥筑屋，自耕自足，甚至自己接生孩子。作为个人生活方式，其自我边缘化与草根化似乎更为彻底。显然，我们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谈论于振立，而是应该从艺术创造、艺术作品出发来讨论他。老实说，我作为于振立的老朋友，见证过他某些创造经历，更期待他有更多和个人生活方式有关但又区别于个人生活方式本身的作品再度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