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1998年对全国美展有过这样的批评：“新时期以来艺术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不同时段都有新的变化。然而，全国美展从第六届到第九届，依然维持原有的画种格局，其包容度仅只限定在架上绘画和架上雕塑。它没有也不打算给实验性艺术留出可展示的空间。因此，在一个多元发展的当代，全国美展已不具有“全国性”，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无法进入这个领域。全国美展已演变成一个仅只为官方所认可的艺术样式的竞技场，它只满足于风格的多样，却无视中国当代艺术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仅此一点，就足以怀疑对它的“最高水平”的标榜。”而这个“疑点”正是全国美展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

　　官方有分寸地接纳当代艺术，最早体现在人事安排上，例如范迪安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2005年)、徐冰出任中央美院副院长(2007年)，接着是美术院校设立相关的院系或课程，例如中央美院设立实验艺术系，中国美院设立新媒体学院等，以及在艺术机构内增设相关的子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国家画院先后设立当代艺术院、美协设立实验艺术委员会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在说明，生存于民间的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不可无视、不能不包容、不能不接纳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发展到让体制感到再不认可就不足以证明自己正确和权威时，哪怕是不情愿的、假惺惺的、表态式的、以“收编”为目的的接纳也是令人鼓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看作是当代艺术终于可以“扬一下眉、吐一下气”的好事。因此，当体制向当代艺术发出求爱的信号，是真爱还是假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制在试图给当代艺术一个合法的身份，重要的是体制所做出的这个姿态有利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对此，我认为还是应该取肯定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体制的宽容总应该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应该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状态。

　　但同时也不可对官方的这一变化取过分乐观的态度。因为一，据说这次实验艺术展区不设奖，这就意味着，最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展没有实验艺术的位置，可见实验艺术在全国美展中依然还是个“二等公民”;二，就在实验艺术进入全国美展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的第11届独立影像展被粗暴查封。这和30年前用粗暴手段驱赶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没有两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点也看不到这个社会的进步。同样属于当代艺术范畴，为什么体制的态度如冰火两重天?

　　仔细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体制目前能够接纳的仅限于当代艺术中在媒介材料和形式语言上有些独创性的实验性作品，而对那些在精神探索中持批判性立场的作品则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而恰恰正是在后一点上体现着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长期以来体制对艺术家所取的批判性立场误解为一种敌对立场，他们弄不清艺术家和社会革命家(或曰颠覆政权的人)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仅止于一种“表达”，而后者则是要以行动改变体制本身。如果一个艺术家的自由表达(即言论自由)是在我国宪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么显然，限制和干预这种表达就是违法。

　　从艺术家的角度看，对全国美展引入实验艺术这件事应取何种态度才是适当的?我看不应该设立一个绝对标准。艺术家作为个体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无论作出何种选择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接受招安”这种说法是欠妥的。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都是艰难地生存于体制之外，是在缺少体制支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艺术市场的兴起，这种自生自灭的状况是注定难以维系的。“像野狗一样生存”是方力钧对自己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生存状态的一种准确描述。这句话虽然可视为艺术家拒绝体制豢养的一种态度，但绝不可以看作是当代艺术家的一个目标。作为一种姿态，可以反体制，可以而且应该拒绝体制豢养，但作为一种生存目标，不会永远甘心当一只没有任何生存保障的“野狗”，至少也要有能力“自我豢养”。作为一种学术目标，至少会努力被博物馆接纳，努力成为艺术史绕不过去的人物。而进入博物馆，进入艺术史，就是进入体制，就是被体制所认可。这是所有以反体制的姿态出场的艺术家最终的归宿和成功的标志。所以，反体制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目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艺术家，包括杜尚这样具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家会拒绝博物馆的收藏，拒绝艺术史的书写。因此，当代艺术(包括实验艺术)在中国，绝不应该如本届全国美展这样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版块，而应该是它的主体。当代中国的艺术，其主体本就应该是当代艺术，虽然就目前看，这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它是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