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即是关于这样一种文化现实的调研报告。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艺术的被选择”不仅是将具有多元政治立场和多元文化态度的当代艺术纳入一元化政治格局和文化权利之中加以规训，而且应了査常平先生关于今日中国不过是“混现代”的说法。我一直讲中国文化现实乃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交织，认真检讨起来，还是査常平所言“混现代”的概念来得更鲜明更直接。

　　中国当代艺术之“混现代”，不乏混沌、混乱、混世、混账，最混之处正是艺术市场。

　　这本书做了不少市场调研，有引用，有访谈，也有问卷分析。首先看看对于当代艺术的认识，就是一片乱象。当人们把靳尚谊、杨飞云、王沂东、陈逸飞等等和张晓刚、王广义、周春芽、方力钧这些人放在一起，来讨论当代艺术的时候，只让人觉得历史突然一下子变得十分荒唐，可笑可悲以至无言以对。后面这些人，当年不就是因为学院堕落而举起新潮美术的义旗么?怎么今天摇身一变竟同列榜单呢?关键是举义者如此享受如此荣耀，这能证明什么?证明当年所言为错?所为是假?还是要证明市场就是这些英雄艺术家胜利的归宿呢?

　　当代艺术何为?它是相对于现代艺术之本体论、自足性和精英化而言的。其最大特点就是文化的介入性，即从主流意识出走，从多元、边缘、野生的角度，挑战既成体制、既有权力和既得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政治格局，重申艺术对自由的向往与召唤——人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不是屈从文化一体化而是伸张文化的多元化。当代艺术之介入性，基于艺术家作为创作个体的问题意识。这种个体性是精神个性生长、发育、丰富、充实、深化和升华的历史见证。当代艺术之于中国，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从封建主义之集体优先性转向现代社会之个人优先性的推动力量。舍此而论，艺术还有什么当代性可言?!

　　由于调查的选择性、代表性以及被调查者数量有限种种原因，这本书所作的结论也许并不精准，但通过作者的努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大致趋势。

　　该书是根据Artprice 2009年至2013年每年度《Art Market Trend 艺术市场趋势报告》中拍卖额前500名艺术家，整理出23位“当代艺术”家作品所进行的100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请原谅我在此对“当代艺术”一词加上引号，因为其中许多人和我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家相去甚远。尽管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混现代”状态中去了解公众对于“当代艺术”作品的认知。

　　据本书对农民(占20﹪)、工人(占20﹪)、知识分子(占20﹪)、专业学生(占20﹪)、非专业学生(占20﹪)所作的问卷调查，其中“频繁接触”或“经常接触”美术作品的人只占25﹪,而“从没接触”或“较少接触”的人则占了61﹪。请注意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专业学生居然有相当部分没有“频繁接触”或“经常接触”美术作品，更可怕的是年龄构成和学历状况：30岁以下占76﹪，大专以上学历也占76﹪。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起码有51﹪没有经常更不用说频繁接触美术作品。如此分析的结果是，那些在艺术市场上名列前茅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其实与公众甚至是有大学文化程度、并最为关心时尚的青年一代没有多大关系。作品高价并没有给公众带来接触作品的更多机会，只是带来了所谓一线艺术家成为明星的机会，也就是说，既有的市场操作并没有为公众在精神上增加获取自由的多大可能性。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只是一个虚高的市场，起码到现在为止，当代艺术并没有真正进入民间、公众的家庭收藏，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买得起当代艺术作品的平价市场(栗宪庭语)并未形成，明星艺术家们似乎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市场。更有甚者，由于国家对艺术品经营从未出台过减免税制度，中国艺术市场基本上是一种黑市交易。买卖双方都会为了避税而私下成交，不公开售价，艺术市场就不可能形成透明、诚信、健康、合理的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成交量越大、成交价越高因而影响力越大的艺术家，越是容易成为国家的人质。也就是说，你即使在创作上想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也几无可能。道理很简单，有司可以随时随地借偷税漏税之名治你的罪。而艺术家为隐瞒成交价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因为你为谋利而变得越来越不诚信。在金钱至上的追逐中，以真诚追求真实甚至真理的当代艺术创作还能有问题意识与文化立场吗?而这样的艺术市场恰恰为权与利、官与艺的共谋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只要看一看书画市场上谁当官谁涨价，昼夜之间，平尺可涨十倍数十倍，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艺术家包括当代艺术家要争先恐后挤进体制，捞个一官半职。其间的区别只有一个，书画市场早已如此，习以为常，而当代艺术则初试鸳鸯，期待蜜月。

　　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市场经济，由国家行政和国家资本所主导，一次性攫取人口和资源红利，因而得以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留下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艺术市场在少数人画价飙升而名利双收、少数藏家得到充分好处的同时，留下的乃是文化的、精神的、历史的废墟，同时也是平价市场与家庭收藏的荒漠。中国艺术家为追逐利益而不顾一切的心态之让人震惊，读一读本书所引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看法，或许可以明白：“我自己认为我已经是个比较根据市场需求创作作品的，而中国艺术家采取更为彻底的、只是关注市场的这种策略。这对我来讲是个冲击，我觉得那样做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挑战。刚才我已说过社会对艺术家的印象就是不为金钱束缚，艺术就是应该厌恶金钱。艺术家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依靠美术馆和画廊，还有依靠为数不多的富人的支持生活。事实上，在当下，一开始就是瞄准扩大市场，重视数字，只看数字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比如公司成长需要上市发行股票，发行股票后还要推广销售。如果艺术也完全遵循这种模式，是我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将这种模式付诸实行，只看数字确实是令人恐惧的挑战精神。”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造就如此“令人恐惧”的心态，在中国批评家那里却一再被简单地表述为“市场为艺术家带来了自由”。是因为艺术家卖画有了生活条件因而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从事创作?还是因为艺术家价位出名因而更有条件去“自由”地进入体制?如果是前者，不过是正常社会的本有之义;如果是后者，恐怕这里所言的自由，不过是交出自由的“自由”罢了。

　　在中国，越来越聪明的当代艺术家和越来越精致的体制内官僚相互青睐，达成一种默契，就是在被选择与选择的混现代市场经济中，该掌权的掌权，该获利的获利。而掌权者与获利者之共同需求就是维稳：阻止多元、边缘和野地的发生，阻止介入性、见证性、批评性(王南溟语)艺术的生长。吴冠中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推翻成见”，他实在是太过天真。有一种“知识分子”，比如梁山泊的王伦和宋江，就只想占山为王，投靠朝廷，然后尽力去除那些敢于挑战山头和挑战庙堂的人。而王伦和宋江的名字在今天正叫做——“当代艺术家”。

　　[1]丁月华、黄作林《市场、理解与文化心理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被选择与选择》，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