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汤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侵略者的坟墓，正义者的纪念碑。悲观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人性丑陋的最佳证据，人类自我毁灭的象征。

现实主义者认为，战争并不是牺牲、勇气、残酷等词汇就可以简单描述。战争让懦弱的人性得到洗礼，战争铸造了现代男性的气质，今天的绅士、暖男、肌肉男等流行男神身上都有古代战士的底色。同时，战争的巨大军费开支刺激各国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公共机构与官僚体制，没有战争就没有现代国家的雏形。

而在艺术家的眼中，战争有着不同的脸，有时是勇士的肌肉，有时是平民的哀嚎，有时是人类文明的废墟。战争诞生了英雄，艺术则让英雄不朽。战争意味着暴力，艺术让暴力定格。战争牺牲了平民，艺术则让这种牺牲变得有价值。艺术帮助政治家赢取战争，战争也深刻地影响着艺术。从战争史与艺术史的纠缠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战争与艺术的底牌。
 

 
古希腊的赤裸战神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古希腊的战士是牺牲要趁早。年纪轻轻就马革裹尸才有资格成为雕像和壁画中的主角。

古希腊城邦之间的不断争斗，战争就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主旋律。古希腊的艺术家热衷于描绘战争的场面和战士的形象。他们在帕台农神庙、雅典卫城的城墙根上留下无数的壁画与雕塑来歌颂年轻的战神。

但是，艺术与现实的不同在于，古希腊的战争并不重视战术与谋略，更不鼓励个人英雄，决胜关键是团结与纪律。人类从狩猎时代产生的合作精神、集体意识与彼此的忠诚，在古希腊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方阵作战，严守岗位，服从命令的雄蚁一样的重装甲战士才是古希腊城邦致胜宝典。

而喜欢戏剧性的艺术总是喜欢歌颂孤胆英雄，为不守规则的狂暴战士塑像。古希腊的瓶画、雕塑的主角往往都是赤裸的战士，因为古希腊人相信完美的身躯和健美的肌肉代表着神性，而有缺陷的身体也意味着道德上的瑕疵。君不见，好莱坞《斯巴达三百勇士》中的驼背人就是叛徒；美剧《权力游戏》中的侏儒就是“小恶魔”。因此，笨重、肮脏的盔甲步兵方阵被艺术家塑造成矫健、赤裸、充满神性的个人英雄。

一个战士有两面，但是艺术只会描绘他作为国家保护神的偶像的一面，从来不会描绘他作为社会秩序破坏者的一面。一个战争年代保卫长城的人，和平年代可能就去了秦城。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也许是一个好战士，但不会是一个好市民。我们看到的古希腊的战士骁勇善战保家卫国，但是不会看到他们作为施暴者烧杀掳掠的阴暗面。这不是艺术的失败，也不是艺术家的偏心，只说明艺术从来都不是世界的如实倒影。

 
中世纪的骑士COSPALY

如果说古希腊战争的象征符号是重装甲步兵，古罗马战争的象征符号就成为凯撒等领袖。到了中世纪，战争的男主角成为骑士——无数国王贵族的COSPALY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除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之外，骑兵战术很少被使用，步兵的地位远高于骑兵，骑兵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战术。到了中世纪，骑兵战术日渐受到重视，骑兵成为一个阶级的象征，文化意义与战术意义一起行情高涨。

国王扶持骑士阶层，以压制大贵族的势力。贵族奉骑士为偶像，以凝聚领地的民心，对抗国王的威严。教会也对骑士的暴力妥协，以拉拢这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贵族女子出于爱慕而赞助画家描绘骑士的形象，国王与大贵族喜欢玩COSPALY，把自己打扮成骑士的英姿站在画架前留影。中世纪闪亮的盔甲代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肌肉，骑士在各个阶层的支持下，化身为浪漫、勇武与虔诚的偶像。

最早的骑士都是凤凰男，他们是出身乡野的粗人或者贵族的低等侍卫。这些出身贫寒的“凤凰男”通过比武大会、雇佣兵生涯，以及在战场上俘虏对方的贵族换取巨额赎金来赢取财富，提升自身的社会阶层。欧洲通过战斗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中国的“凤凰男”则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中国传统的男子气质阴柔而保守，而欧洲的男子气质勇猛而彪悍的重要缘故。

骑士在战场中地位，从14世纪开始动摇，骑兵屡屡败于步兵和弓箭手，但是骑士精神的象征意义依然强大。到了百年战争的末期，英国骑兵一再成为法国的弓箭手和炮兵的活靶子，骑士的荣誉终于屈服于技术的进步。但是骑士的形象依然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在骑士团越来越少的时候，国王、将军们依然不会玩弓箭手或者火枪手的COSPLAY，领袖们依然骑着高头大马在画架前摆姿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的招兵海报上依然是一名盔甲闪亮的骑士。

中世纪的欧洲四分五裂、战火不熄，常年的征战与习惯性的侵略性铸造了欧洲文明的底色，并影响着后世——发现新大陆之后的海盗式的掠夺与殖民地的扩张。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家勇于创新、创业的精神。工业工人的粗野、蛮力。美国开发西部的牛仔的粗犷、勇猛的西部精神——处处可以看到中世纪战争的暴力、勇武与侵略性。

战争中塑造出来的骑士精神也影响着成为西方男性的精神。中世纪的骑士化身为今天大众文化的男神，好莱坞的超级英雄从钢铁侠的铠甲到阿诺的肌肉，从兰博的孤胆英雄，再到007的冒险与花心，处处可见骑士的影子。
 

 
浪漫主义的破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并不总是残酷的象征，战争也意味着浪漫与悲壮，甚至有人认为战争是万能药，能够驱除人性的软弱，清除社会的腐朽，能够稳定国内的动荡形势和统一人民的分歧，国家意志因战争而得到强化，价值观和信仰的空虚得到填补。但是这一切幻想在一战之后，统统幻灭。

一战动员了7000多万人参战。武器的先进和糟糕的医疗保障，阴冷潮湿的战壕成为传染病的温床，让伤病的士兵死亡率大大上升，900万人死于战场。一战不同于以往那些为了威慑对手的仪式化的战争，也不同于那些为了俘虏奴隶而不愿多伤人命的侵略性战争，一战是一场由工业与科技主导的现代战争，它的主题是恐怖与死亡。

现代工业创造出来的枪炮杀伤力极大，能够体现勇气的近身肉搏几乎不再出现，战士们终日躲藏在阴冷的战壕里，死于炸弹、机枪，甚至毒气，毫无悲壮和浪漫可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古代战场的荣耀和仪式感，勇气与牺牲精神不再重要，工业能力和科技能力决定胜败，战场上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戮。

残酷的一战没有英雄史诗，没有凯歌高奏，只有漫长而残酷的死亡名单。一战之后，欧洲的反战运动达到高潮。艺术家也不再一味地塑造战斗英雄，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掩盖了对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赞美声。反战的青年从对抗国家机器中寻找到另一种值得骄傲的男性气质，叛逆和自由成为青年艺术家的新信仰。

一战之后的绘画作品中，不再有骑士挥舞着长剑的雄姿，这一时代的绘画作品开始探索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艺术家不把战士塑造成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是把战士还原为拥有脆弱身躯的人，表达战争对人的伤害。当然，一战对艺术的改变并不仅限于此。

一战带来的幻灭感瓦解了传统的道德，毁灭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信仰，也动摇了传统的艺术，新艺术的观念在战争的废墟中抽脂发芽。反传统、反权威、反政府、反规则和反方法的达达主义艺术由此诞生。杜尚等人改变了艺术立场，从传统的“什么是艺术”改变为“什么不是艺术”。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一切皆有可能，艺术与生活的界线被打破，艺术的观念得到解放。达达主义艺术家们奉行革命精神、叛逆心态和绝对自由，于是在他们的笔下，蒙娜丽莎长出了胡子，杜尚的“小便池”成为美术馆的经典。战争成为新艺术的催生婆。

 
法西斯的美学

在詹姆斯那本著名的《绘画与眼泪》里，他没敢提到《意志的胜利》。在这部极权主义美学的经典之作中，每一帧画面都让纳粹的粉丝们热泪盈眶。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意志的胜利》这部纳粹阅兵影片赚取的热泪恐怕要完胜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阅兵是军队战前的动员，也是国家肌肉的彰显，更重要的是民心的凝聚。纳粹的大阅兵与其说是仪式化地向外示威秀肌肉，不如说是通过仪式感对内呼唤民心。《意志的胜利》证明希特勒完美地达成了这个目的。

《意志的胜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极权主义美学的宗旨：宏大、完美和秩序。大阅兵当中那些整齐的方块、划一的动作，千万人的呐喊组成最宏伟的背景与道具，把至高无上的领袖推至伟大而孤独的巅峰上。万千人出演的这场大戏，其实只有两个主角：山呼海啸的群众和意气风发的领袖——分饰征服与被征服的角色。

精致笔挺的军装、雪白无暇的手套、锃亮闪光的军靴、一往无前的步伐、整齐划一的动作、忠勇坚毅的脸庞，暗喻着团体、秩序、身分、权力、合法暴力。在宏大的法西斯美学的号召下，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加入欢呼的群众，要么成为军队的一员。史诗般气质的极权美学之下，个人的价值被彻底碾碎，个人只有成为集体的背景，成为国家的工具才是成就自我的唯一道路。

相比之下，美军零零散散的阅兵宛如儿戏，印度展示个人技能的阅兵犹如马戏，《乾隆大阅图》的万人方阵因为没有观众，只能呈现在绘画中，也只是皇室的笔墨游戏。

希特勒的大阅兵与《意志的胜利》成为政治艺术化的完美范例。政治人物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艺术化，把专制权力美学化，让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艺术的美化下，成为一时潮流，群众在艺术激情的迷惑下认同暴力的合法化，政治权威就能顺利地清除异己，压迫少数族群，甚至种族灭绝。在《意志的胜利》面前感动流泪的德国人并不认为纳粹的主张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独裁与镇压，而是自由与冒险。二战开始的时候，德国人认为明天属于我们，国家将迎来幸福的明天。摄人心魄的法西斯美学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陨落之后，依然在世界各处有着惊人的吸引力，很难说这是艺术的成功还是人性的失败。

厌恶现代艺术几乎是所有独裁者的“品味”，希特勒也一样，因为现代艺术难以政治化，写实的传统艺术更容易表现领袖的魅力与集体的力量，让人民沉迷与狂热。希特勒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典雅堂皇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优等民族”的品质，而日耳曼民族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完美继承者。希特勒认为现代艺术是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对伟大的日耳曼艺术的精神强奸，那些晦涩难懂、挣扎扭曲、模糊灰暗的现代主义艺术就是劣等民族的象征。因此希特勒把印象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包豪斯艺术、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艺术统统归之为“堕落艺术”，在纳粹眼中，莫奈、毕加索等现代主义艺术家都是“只会涂鸦的石器时代的野蛮人”，他们的作品要么被付之一炬，要么悄悄送上国际拍卖场为战争筹备资金。

 
希特勒的最爱是古希腊的典雅与古罗马的帝国精神。二战期间，希特勒曾经以万神殿的露天透光的穹顶为蓝本，设计了作为“日耳曼”标志性建筑的穹顶大会堂。独裁者大多热爱雄伟的建筑，他们认为宏伟的建筑艺术对统治民众有着政治和心理上双重意义。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在自己主宰的帝国中“再活五百年”，每一个都希望借艺术之名让帝国与个人的权威“千年长存”。希特勒的新首相府的大厅过道长达145米——比法国的凡尔赛宫的镜厅长两倍，从门卫到希特勒的办公室之间长达220米。希特勒说：“如此长的路程，足以让他们在面对德意志帝国的威力与伟大之时感到胆怯！”——我们很容易由此想到明清的臣子们在紫禁城里漫长的觐见之路上的惶恐。通过宏大的宫殿、神庙、广场来凸显权力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是一切专制权力热爱的建筑美学。

 
艺术家的大迁徙

理想主义者看来，二战验证了正义必胜的真理。现实主义者看来，二战与一战一样，决定胜败的是科技、工业与资源。无可争议的是，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艺术的角度来说，欧洲没有一个战胜国，只是失败程度的不同。轴心国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尝试失败了，战胜国也同样面临久久难以复苏的经济和日益颓丧的人心，勿论新世界，就算是恢复旧生活都难以办到，欧洲不得不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勉力支撑。所有欧洲人都在残酷而漫长的战争中丧失了对政治体制、艺术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信心。

战后的巴黎再一次成为流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庇护所。对于自认为时代的代言人的巴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说，他们认为必须引领欧洲人，甚至全世界人民摆脱眼前的困境，重新选择一条历史性的道路。萨特在1946年说：“谁都必须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做出选择。”

 
对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与文艺界的大多数人而言，虽然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支援和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在崩溃的悬崖边上止步。但是美国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让欧洲人觉得屈辱和危险，美国粗鄙而暧昧的文化和艺术让欧洲人觉得不安，他们认为美国的商业文化将会占领欧洲，撕裂欧洲的传统，美国将会在欧洲实行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殖民。两次世界大战也动摇了欧洲人对民主和议会的信心，毕加索、萨特、波伏娃等法国的左翼人士认为也许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于是毕加索加入了法共，向斯大林致敬。罗兰·罗曼、萨特、波伏娃等人向苏联阵营靠拢。

而另一些艺术家则选择了美国的阵营。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美国成为许多欧洲艺术家的避难所，包豪斯艺术、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的干将给美国艺术注入新鲜的活力。艺术家和理论家在美国各大院校的讲学，也让美国的艺术界更加理论化、学术化。这些因为战争出逃的欧洲艺术家，让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

 
战后的艺术

两次大战让欧洲人陷入精神危机，战争让人看到自己的残忍和脆弱，人类对崇高、秩序和传统失去了信心。工业化又进一步加剧了人的精神异化。冷战、性别和种族歧视、底层激进青年与中产阶级保守思想的对立···各种矛盾与冲突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战后的大工业时代，传统艺术已经无法满足新世界的骚动，人们需要更加强烈的感官冲击。

艺术家开始把“身体”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和媒介，只有对身体的裸露、刺激和自虐，才能唤醒人在这个麻木世界中的感知；只有挑战身体的极限与多重体验，才能表达人在时代中遭遇的精神与生存的困境；只有用身体作为媒介与观众互动，才能揭示出个人与公众之间更加真实的关系——行为艺术由此诞生。

战后的欧洲艺术家在反传统的道路上似乎走得比美国人更远。传统艺术喜欢描绘胜利者的脸，战后的欧洲艺术家用各种手法描绘受害者的身体。英国的表现主义大师培根用狂暴的笔触和模糊动感的画面来描绘战后欧洲的危机与绝望。贾科梅蒂用火柴杆般的雕塑寓意着被战火烧焦的人们，反映出欧洲人在战争中的孤独与焦虑。曾是德军飞行员的博伊斯在战后用艺术来说出“西方文化已经衰败”的预言，并且试图用艺术来重新构建西方文化和人类精神世界。当代大师安塞姆·基弗用描绘战后的焦土来暗喻德意志民族自我毁灭的文化废墟，同时也是人类悲剧性命运的废墟。焦土上的花朵与庄稼暗喻着新生与希望，也许是美好的预言，也许只是徒劳的安慰。

 
事实上，战争拥有轻易毁灭世界的力量，但是艺术却没有挽救世界的力量，最近倒在海滩上的叙利亚战乱的小难民成为全世界艺术家笔下的主角——然并卵，我们都知道战争和难民不会因此消失，就像《格尔尼卡》再伟大也无法阻挡德军的轰炸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艺术无法挽救这个世界，但是至少可以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更值得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