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开始的“集团批评”到2000年以来的批评家年会，批评家都希望通过人数来证明批评的繁荣，而不讨论批评最内部的生长点在哪里？或者如何让批评进入文本写作和文本批评的环节中。事实上，批评家的文本建设普遍被批评家年会所忽视，它的宗旨更是全国批评家大团结，开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什么四代批评家同堂，五代批评家同堂，摆出一付繁荣的景象。而从年会的言论结果来看，无非是他们会上一起说：批评在失语。事实上，从批评家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很可笑，好像他们通过空洞地说“批评家”的失语就可以呈现他们的批判精神了，而当在批评界中有人对某个问题进行批评了，又被这些批评家所不容。

2006年批评家在宋庄一起开会，他们不从自身出发做具体的批评的事，却时不时在骂程美信，这让我很奇怪，一边在说批评失语，一边在骂程美信的写作。其实程美信在“**艺术网”最先写文章批判我，我很少参加什么聚会式的活动，但当时就是这个原因，我接受了程美信的邀请去参与他的活动。到现在为止，我与程美信的批评与反批评也在文本逻辑中而没有其它的动机。

而2008年的“鲁虹事件”，本来是一次从“**艺术网”上对鲁虹瞎扯的史学观进行讨论，并且由于鲁虹的回应非但不讲学理还指责别人没有受过批评学科的训练，刺激了批评鲁虹的阵营，《美术焦点》杂志迅速对这样的“鲁虹现象”进行汇总式的反思，编发了一组批评鲁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以前在网络上发表过和作修改的稿子。就这样一组文章，本来都是学术讨论，没有一篇是人身攻击的，但马上在批评界的反应是，王南溟在组织学生围攻鲁虹，说这种话的批评家在当时连这期《美术焦点》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发了些什么作者的文章，就从北方传到了南方。这到是批评界的怪现象，《美术焦点》有权利对批评界的现象及时作出反应，这是编杂志的最基本的职业素质，编辑是批评家的策划人，当然有权利根据每一期杂志的主题组织稿子。针对《美术焦点》编发批评鲁虹的一组文章，他们还有这种歪理，说杂志发一篇批评文章可以，但发一组批评文章就不对。当时在“**艺术网”上本来就是鲁虹一个人去指责彼此没有联系甚至都不认识的批评者。而且《美术焦点》后来发的文章都是纯学理的，这些作者可以说大多都不是我的学生，天乙、吴味怎么是我的学生呢？程美信也是在“**艺术网”批评鲁虹的，但《美术焦点》在选编批评文章的时候没有编入，主要是程美信的文章有议论但学理不够。如果是我的学生批评了鲁虹，就说是我组织学生围攻鲁虹也是没有道理的，按常理，古今中外都是，学生像老师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学生的独立不是说要不像老师，而是要有从老师那里引伸出自己的新的可能性的理论能力，一代一代的学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展的，这个是学术常识，批评家如果连这点都不知道的话，那他就连最基本的学术常识都不懂，哪里还能有批评的成就。如果现在还有人认为王南溟在组织学生围攻鲁虹，那就有必要去读读那期杂志，事实上也是证明，鲁虹的艺术史观点根本上是从立场到知识都是错的，这样的学理错误，作为批评领域不可以学术批评，那还有什么批评可言。鲁虹没有能力回应这次批评，只写了一篇《骂骂咧咧的王南溟》这样的泼妇骂街文章，还到处投稿，其它杂志没法用，到是我总编的《美术焦点》发了头条。但可笑的是，2008年的批评家年会，没有就鲁虹的泼妇骂街作出反思，却设了“暴力话语”的论题来围攻《美术焦点》的编辑，还要说抓我这个幕后黑手，本来杂志就挂着我是《美术焦点》的总编，有什么幕后黑手，就是一个公开的总编身份。一本杂志展开一些学术问题的批评，倒是遭到了批评家年会的围攻，批评变成了“暴力话语”，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家习惯了做广告式的宣传写作，对学术争论的文章和作者总是竭力排斥。这些批评家没有多少是拿得出像样的批评文章，有的人活到这么老了，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这也是中国批评家的怪现象，批评家不拿自己的文章来说话，而只要到会上咋呼一下就是批评家了。

到了2013年的批评家年会，批评家一起抨击批评的商业化，陈孝信，这位轮值主席把这样的话题推到了前台，自己好像成了反对商业写作的英雄，这与他长年来的身份完全相反。2014年批评家年会的预备会议更可笑，还是那几个在“鲁虹事件”中经不起批评的批评家，但他们重点设的话题是批评家要允许他人的批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学术脑细胞了，而把批评家年会搞成“党代会”了，说着党八股的那套话语。批评家年会本来可以去作保护言论自由的维权群体，但《美术焦点》因为批评鲁虹被举报，杂志被官方没收。这样没有言论自由的事件应该是批评家年会要站出来维权的，但他们巴不得封死这本杂志，而范曾诉郭庆详的案件，竟然是范曾胜诉，这样剥夺批评权的行为在批评家年会上不作出任何反应，这应该是批评家年会联名维权的时候。当然今年的批评家年会的倡议——批评界要有批评——结果肯定也是等于零，就像每次的“党代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