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立

    1994年，有一个“怪人”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刻，从大连市区搬到了大黑山，一待就是十八年，他就是于振立，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留着稀疏的长发，说着一口地道的大连“普通话”，浑身散发着江湖气。从1969年，于振立第一张“红光亮”的宣传画《广阔天地炼红心》到《吃喜酒的女人们》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再到1989年的抽象主义的《图式》。于振立一直在不停的探索，确立了以抽象形式作为自己的绘画语言。1994年，他来到大黑山，从此将艺术与生活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他的抽象创作里，直接利用大黑山的土作为绘画材料，并在此后的十八年中，以生活周遭的垃圾来为自己营建着一个真实存在着的“家”。在于振立看来，那些废弃物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不管曾经多么光鲜亮丽，但最后的结局还是会被放在犄角旮旯，甚至成为废品被变卖掉。抽象作品里的“土”则恰是他自己的“骨灰”，经历过“家园”被破坏的他，想用“土”再次重建他曾经的“故园”，于振立就是这样一位“土”里“土”气的艺术家。

    记者：从早期“红光亮”的宣传画到现在完全抽象的绘画作品，您觉得“自逐”是对您创作状态的一种准确描述吗？

    于振立：1994年，我46岁，当时参加了中国首届油画提名展、中国首届上海双年展等，由于当时艺术市场也不错，所以在物质生活上，我完全可以过得很惬意。然而平淡的生活并不是我所想要的，再加上社会的转型、家庭的变动等，让我变得异常悲哀。痛定思痛之后我反而明白，我应该在自己剩下的一半时间里干点事情。于是，我从都市走入了大黑山，从原来的架上绘画走到生活里去，开始一种实验性的探索。以前有平下中农再教育，这次我就让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实践者。中国一直也在提倡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我就干脆把自己和平民百姓放在一起。刚进入大黑山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各种猜测都有，有人以为我疯了，有人认为我只是暂时性的在山上待一段时间，有人以为我在作秀……甚至很多老友都不理解。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反而是人往低处走，水往高处流。我在山上自己把自己圈起来，就像为自己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监狱，自己囚禁了自己。自囚与自逐本身就是一体的，并不矛盾。既然部落性的，集团性的行为可以存在，我这样一个自我放逐式的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

    记者：在本次个展的一层，用影像记录您工作室和周边环境的状况，为什么会使用这段影像作为整个展览的开场白呢？没有考虑过用一些实物来作为注脚吗？

    于振立：这个展览分为三个展厅，但是以第一大厅为主。“自逐”主要是通过影像的方式来传达的，来讲诉我这十八年的艺术创作的状态。我当时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怎么说和做都是错。我觉得当时是有点小人当道，但是我可以在山上找到一些生的希望。自囚就是为了自救。

    类似装置的呈现方式，最初也有考虑。但是后来觉得这种方式在国际上太流行，我的这些作品主要是用生活垃圾制作的，无法临摹。我把每个瓶子都看作我自己，被喝完茅台酒的瓶子，依然还是会被放在犄角旮旯，或者直接当做破烂来卖，它的高贵感已经荡然无存，就像我走到山上之后，社会看我就像是我在跟大伙开玩笑。起初，他们用怜悯的眼光看我，后来就直接看成了自作自受。第一展厅是我十八年来真正的展览成果。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曾尝试过很多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风格，您如何看待自己那个时期的创作呢？

    于振立：我现在把过去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看作是一个过程，就像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干坏事一样，我想现在我们也不会去埋怨那时候的自己吧。油画本来是西方的绘画形式，中国人封闭了几千年，但又很想知道外面，唯一让西方文化流进来的形式，没有别的就是油画。当时政府正在主张对外开放，我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整个八十年代就像一个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小时候特别想逃脱母亲的怀抱，总以为外面的世界才是最美的，但是在外面呆久了却又想回家看到母亲，时间久了又想从家出去，一直出出进进，直到最后又开始寻找回家的路。但是“家”并非我想象的温馨，她破烂不堪的样子，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重建家园，亦是精神的家园。

    记者：在开始创作抽象绘画之后，您在画面中引入了大量的综合材料，对综合材料的引入是抽象绘画的必由之路吗？您所引入的材料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于振立：20世纪，抽象艺术时代已经来临。现代艺术并没有采用综合材料，就像美国艺术家波洛克，他把颜料淋漓尽致的泼洒出去，但是他依然停留在平面的基础上。尼采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一个旗手，杜尚是第一个玩现成品的艺术家，开启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我看来，死亡就是新生。深受其思潮影响的我，开始考虑如何抽象作品的创作，不拘泥于创作形式，创作材料，创作工具。于是，我在创作中引入了自然的土。小时候，我们家没有房子，所有居所都在移动，直到我结婚，所以我对家特别在意，可是现代化的进程让我曾经生活过的“家”都消失了，甚至连我最钦佩的蔡元培故居也不存在了。这些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尤其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越发觉得这个“土”就是我自己，是我的骨灰。

    记者：您从未考虑过自己作品的销售情况吗？支撑您创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于振立：虽然没怎么考虑过销售的问题，但是毕竟为了要养活两个助手，我的作品经常会廉价销售。不仅靠出售绘画作品，而且我还通过给别人赠送书法，换来一些基本的生活物品。书法仅仅是用来置换，从来没卖过钱。

    记者：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是有规律性的工作？还是很随性的？

    于振立：我的创作是有一定规律的，主要是还是根据自己对于“家园”建设的规划进行的。就像我需要一个大的工作室，我就会开始着手建设。

    记者：在《空始》和《绽放》等系列作品中，没使用艳丽的色彩来强化作品的视觉效果，大量灰色的运用和您的创作理念相关吗？

    于振立：二十年前，我的点画具象绝对是灰色的，从《空始》系列作品开始，我尝试着使用更多的颜色，到《绽放》系列时我都觉得已经是很艳了。尽管你们还是觉得整体作品的色彩偏灰。灰色应该还是我对于“土”这一事物的追捧吧。

    记者：您在生活上的自我放逐，是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逃避吗？

    于振立：我曾经的画都是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等，直到现在变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用一些批评家的话说它是一种抽象写意主义。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社会的关注，并非逃避。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自逐，但我毕竟还是依附于社会中的人，所以身体的自逐就很难了。这次展览对我而言宣告着死亡，亦宣告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