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遇芳）我骨子里面是一个知识分子，艺术才是第二，我不过是寻找一种可能性，那么多书没读，那么多酒没喝，那么多自由没有享受，那么多草没有去拔，自己自在挺有意思，别人说你彪了你就彪了吧。

 

　　——于振立　

 

　　大连老于的山野生活

 

　　大连大黑山脚下，记者随收藏家商成光一同上山拜访老于，路过山民的水果摊。

 

　　“去找老于呀?“

 

　　“是呀，您们都知道老于?”

 

　　“当然啦，老于是我们的朋友，他还给我画了一幅画呢。”

 

　　与我寒暄的这位老人家年逾古稀，老母老女一起守着自己山里种的水果摊，乐观又幽默。

 

　　人称“大连老于”的，就是艺术家于振立，在大连堪称传奇人物。19年前，时任辽宁省美协理事，大连美协副主席兼油画会会长的于振立，毅然决然抛弃功名利禄，在世人或嘲笑或不解的眼光中进入深山，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艺术人生路。

 

　　在进山之前，我对老于已有一番想象：一个颇有才情的艺术家，由于婚姻的破裂，世态的炎凉、虚伪，从而看破红尘，归隐山林，从此不问世事，无欲无求。然而，等我见到老于的那一刻，我知道了我的这番构想全然不对。

 

　  初见这傍山而建，洋洋洒洒的建筑——老于的工作室，废旧的轮胎在进来的墙上成为导引的标志，逐级而上的小路上有老于随意刻上去的十二生肖，工作室的主体包括上下两层的画室、书房、卧室、会客室、厨房、卫生间、仓库等等一应俱全，自然而舒适，房间的例外墙壁上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它们用废弃的茶杯、老砖、或者酒瓶底构成，老于告诉我们，哪些是源于勾股玄、哪些代表三生万物，哪些来自理气象数。

 

　  “这些都不是矫情”，老于指着那些瓶子装置说，“这是可以防水的”，还有整个建筑的外围墙壁，就像堤坝一样，可以抵挡山洪的冲击，而这外围堤坝的整体造型，就像一条力争上游的大鱼，鱼头朝向山顶，鱼嘴里衔着的明珠，正是老于的废玻璃装置，“我就姓于嘛!”原来如此，在这看似随意的建筑里，有着物理知识，还有好风水!

 

　　“知识分子没有自觉性，也没有自卫性，更没有创造性，能干成什么!”老于一整天都会端着红酒杯，阿诗玛香烟更是一根接着一根，但话更多。一听他说话才知道，他哪里是归隐，他简直是“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一见面他就讲起电视媒体对于全运会的报道，发出如上感慨。然后又指着自家墙上的老砖，“我们连200年的建筑都保存不下来”，到处都是拆迁，“假繁荣”，以前最爱吃猪肉的老于，现在“一片都不敢吃了”。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个艺术家”，老于的归隐不是真的做一个隐士，他不仅没有在山林中落伍，反而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对当今时代犀利的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观点，这是老于所提倡的。他一直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他用自己的整个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形式，来向这个时代提出反抗。甚至可以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观念，是前卫的。

 

    艺术之路：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批判

 

　　“三十六岁别人就叫我于老，因为我走的时间太长”。于振立的艺术之路，是从政治宣传画开始的。“他当时画的那些宣传画在中国很有影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很熟悉的一种样板，”栗宪庭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1979年之前，于振立共创作和临摹毛主席像两百多幅、政治宣传画80余幅，除大量被美术出版社印刷发行之外，还分别在画刊、报纸等相继出版。

 

　　七十年代末，正值新旧交替的时代，艺术得以从政治中脱身。廖文讲过，当时整个艺术界都面临困惑──长期作为政治的附庸的艺术，如何独立表达个人情感;现实主义模式一统多年，其他艺术实验如何进行，当时的几代艺术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艺术经历出发，进行各种风格实验，试图走出困境。曾经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的于振立，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几乎是致命的。

 

　　时间正是1979年，当“伤痕”正在风靡大江南北之际，于振立完成了油画《彭总故乡行诗意》，以艺术家的父亲和妹妹为模特，在血红的晚霞映衬下，背景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成就的高楼。此作品形象变得突兀、线条变得粗犷，“书写”质感越发强烈，已经明显具有了表现主义的特征。“我的绘画开始进入到一种批判”，于振立说。

 

　　同年，该作品参加了辽宁紫罗兰研究会会展并在全国巡回展出，同时被时任编辑的栗宪庭“发现”并刊发在了重要阵地《美术》杂志上。这对艺术家来说成为一个人生转折点，至此，于振立结束了政治宣传画的时代，开始了表现主义的宣泄历程。栗宪庭在提到这幅画时说，“对当时反毛的红光亮的模式，和以四川美院为代表的伤痕艺术，他其实走的更早。”

 

　  此后的十年，于振立在油画创作上开始了而不断地实验过程，“一会儿学克里，一会儿学康定斯基，一会儿学毕加索，一会儿学立体派，一会儿学布拉克，一会儿学杜尚……”那时候在全国范围内，油画还没有什么大影响，这恰恰给了于振立一个尽情实验的机会。这是他的艺术风格变化最多的时期。

 

　　正值上世纪的85-89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85新潮席卷全国，于振立在这期间开始大量阅读现代主义哲学，这些给他的艺术带来很大影响。“他不像王广义、张培力、黄永砯这些艺术家在中心，他是在一个很边缘的地带，但是他甚至比这些人更早地意识到走在前边，他不停地在突破自己，不停地在变化”，栗宪庭说。

 

　　直到1989年，于振立创作了《吃喜酒的女人》，是为他表现主义时期的巅峰之作。三幅联画近两米高六米宽，几十个“吃喜酒的女人”，直立于红天黑土之间，一律是被灰白大笔触横竖刷出来的，斧劈刀砍般有力，厚重的油彩堆起的没有透视的“结构”，浮雕般连成一大片，女人们却个个儿灵动传神，于振立指着其中一个人物打趣道：“你看，我到现在都很会打扮女人”。

 

    1989年，于振立的人生和那个年月一样动荡。这一年， 6月24日他与深爱的妻子离婚，他从大连来到了北京，居住在南锣鼓巷，开始画《点划抽象》系列，他近乎疯狂地创作，一年的时间整整画了64幅抽象作品，以此来纪念时代，纪念自己这段痛苦的人生。“点代表女人，划代表男人”，于振立喜欢用“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自己的艺术，里面充满了矛盾和反思。

 

　  从1989年的《图式》开始，到1990-1993年的《生日手记》，1994年的《触摸圣相》于振立几乎放弃了“形象”、色彩，不停地以“抽象”表现他的“心相”，不拘材料、不拘工具、不拘手法，近乎肆意地表达，这使他在大部分艺术评论中被称为“抽象实验艺术家”。于振立完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家。

 

　  自逐：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知识分子下海无疑是上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那时整个社会全面不关心政治，都关心腰包，都想下海捞一下，要打碎大锅饭，大伙儿都往下走，包括机关干部都下去发财，“邓小平提出来共产党员可以先富起来，这些词在当时很流行”，于振立回忆自己“出走”前夕的景况，“我组织大伙儿谁都不参加，都跳海去赚大钱去了，我急了才跑出来了”。

 

　　其实，对于时任大连美协副主席兼油画会会长的于振立来说，别人的情况，以及那些名利场的尔虞我诈只是诱因之一，真正让于振立觉得再也受不了了的是——他没时间搞创作了。“我是带着理想主义给别人提意见，给领导提意见，组织各种活动，我没有时间搞创作了。我只能靠业余晚上，你看到的那些艺术作品都是晚上画的，一直画到天亮，我上班几乎在瞌睡里边，不喝酒能醒吗?我这辈子没有时间，因为画没有完成。”

 

    “我们不能这样残酷下去，我必须从那里边跑出来，我一生从零开始，从46岁开始。重新做起，我用我自己的爱和用我的坚持，哪怕不理解，说我疯子，都无所谓”。于是在1994年，于振立买下了大连金州大黑山上，徐家两兄弟的四间民房，徐家兄弟则都去城里发财去了。为了买下这处住所，他狠心便宜卖掉自己一幅名为《国难》的作品，2万元成交，而今这幅作品已经卖到了350万。

 

　　对于工作室的选址，于振立是经过一番考究的，他看了几处房子，因为对海的向往，他也曾经想过住在海边，面朝大海，但是想到海风沙浪等可能会对作品造成的巨大损坏，还是放弃了。

 

　　对于于振立的选择别人当然不理解，放弃世俗的功名利禄，来到艰苦的山里，冬天寒冷夏季炎热不说，世态的炎凉也在这里狠狠打击了于振立，之前的官场朋友、仰慕者、女人们都慢慢疏离了他。幸好他还拿着一点微薄的工资，“不然连饭都吃不上了”。然而对别人来说的困境，对于振立来说，却是多么宝贵的自由!“给我兴奋了好几个月”，他一来就打掉了两个房间做画室，“我得先工作呀”，他当时要参加来年举办的一个全国画展。

 

　　“我把垃圾从山沟里开始收拾，彻底变成我的主要材料”， 在一些仍然支持他的学生和朋友的支持下，在入住大黑山的第二年，于振立就扩建了500平方米。紧接着就得开始还债，他接了一些杂活，比如说为小学生画一本手册挂图，赚了6500元。“总而言之，我切入了社会底层，渗透在里边，这才是走进生活，就是自救，必须‘以贱为本，以下为基’，这是老子告诉我的”。于振立经常提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老子的学生。

 

    此后经年，于振立不断用大黑山周围的石头，用城市拆迁的建筑垃圾，用人们日常的生活垃圾——汽车轮胎、酒瓶子、电视显示屏等“拾得物”，做了数个巨型的装置和雕塑。他盖的工作室，其墙体使用了各种废弃材料，墙面镶嵌了各种象征符号，承载了于振立的个人态度和感觉——用城市和现代生活的垃圾，有意无意嘲讽了一种疯狂的城市化现状。整个建造屋的过程，就像他画画那样，很随意、随性，不断地有新想法，不断地扩展开来。

 

　　废弃的空酒瓶，是于振立装置类、雕塑类作品的主要材料。在于振立书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封《求助空瓶子的公开信》，这是他曾在2003年发出的一份征集信息：正值中华国盛民康，百废俱兴，今恰逢毛委员百岁有壹拾诞辰，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般若命令，时刻敲醒，不得懈怠!故蒙生在响水观沟的工作室之空场，继续做几件作品，回报社会。因为身单力薄，冀望亲朋好友及有缘领导、企事业家、思想者等，能发慈悲参入为快，尽一份辛劳——求助空瓶子;回收处不理会的盛酒、装游、存药及化妆、补品、墨水……大凡由玻璃制造的一切空瓶子，数量不限，积攒或拾寻，丑人几天数年则恭候，让被遗弃在犄角旮旯的一切空瓶子，再生圆满和闪光，不亦乐乎哉!

 

    通过他的收集，大概有10余万瓶子成为建设他艺术工作室的建筑材料。这些在消费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垃圾废品”，经过于振立的艺术思索和实践，最终变成两座玻璃瓶塔装置。瓶子可以做雕塑，瓶子还可以上墙，于振立对瓶子情有独钟，“2003年以后，我的画全用瓶子底像盖印一样盖，耐心地盖，在材料上盖，就是用瓶底，让它们的灵进入墙，让它们的魂留在我的画布上，灵魂、气魄，统一性，和我的环境、艺术保持一个和谐。”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个艺术家

 

　　为什么如此喜欢瓶子，当然跟于振立爱酒有关系，“我醉着见你们，这就是尼采的酒神精神”，这是我们见面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另外，于振立从空的瓶子看到了“悲剧美”，“所有瓶子，就像一个男人，当年的一个爱情一样，里边装的是茅台或者是装的青岛啤酒，喝完了就丢了，很惨!”他说，“我对莎士比亚悲剧美也是认同的，这是人类伟大的一种创作，中国也是，中国的悲剧特别多……”显然，他把瓶子当作了自己艺术批判的因素之一。

 

　　著名艺术史家陶咏白曾说于振立“你就是第二个陶渊明”，一听这话，于振立急了：“陶渊明是官没当上，我和他比，我是两码事，我是一个艺术家，在寻找可能性，不是逃避，我是玩材料、玩物质，让一个垃圾重建辉煌。你们都给拆掉了，你们在那儿瞪着，剩下的就是那样惨不忍睹。”于振立对城市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破坏痛心疾首，艺术评论者曲振伟认为：于振立是真正走在艺术最前方和社会最前方的智者，他所选择的边缘行为和艺术方式，是真正知识分子本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和自觉表达。

 

　  于振立的艺术中总渗透出哲学的意味和批判的犀利，他说话的字里行间也字字珠玑，句句尖锐，“可能上帝和老天爷安排的”。“我骨子里面是一个知识分子，艺术才是第二”，这是他最贴切的一句自我评价，“知识是第一性的，对知识的捍卫，对知识的寻求和拷问，用知识来改造自己”。在于振立的书房里，几处通天书架是天然的隔断，以此区分开卧室和书房，书架上面的书大部分都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著作。书架旁边的阅读区是日式榻榻米风格，放两张矮桌，于振立来到其中一张桌子前盘腿坐下，褴褛的衣衫和蓬乱的头发与这精致质朴的地方颇有点不搭，他摸起旁边一本泛黄的、破旧的老书，“老子这本书，都让我吃透了”。他经常提到的三个人就是：老子、尼采和福柯。

 

　  “读书”是于振立在19年的漫长深夜里的唯一消遣。“过去考虑更多的是画，到山上更多是质问的事，对知识重新理顺，在城里谁有功夫能看似水年华，那么厚四卷，在山上有机会可以学习，那个时候四、五年没有电视，电视这几年才安上，原来给我妈看，她看了，我就看不着了，我自己看书、画画，晚上总是有点儿活干，画室有很多事需要做，很多书需要读，第二天有很多想法需要做。”

 

　　“在山上是孤独的，必须把我的感想写出来”，于振立至今已经写了约260万字的“手记”，用来写“手记”的本，是他在上山前就自己设计印刷好的，够用十多年的，他从上山的第一天就开始写，非要“走一个新的生命之路”。于振立的思想在手记里可以尽情地无限延展，“它像我血液一样，不写就停止了。我可以半夜乃至早上五、六点不睡觉，就是精神可以飞扬，可以展获，可以走得很遥远，也可以从苏格拉底质问到笛卡尔，为什么笛卡尔他的“我在”，我在的什么，为什么要批评他?谁在批评他……”于振立在山上重建了他的精神家园。

　　于振立的“手记”准备陆续出版，为了今年的展览，他已经出了一本评论集、三本画册，“手记”就推迟了，不过，“主编好几年前就找好了”，就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院长尹吉男，“那是我的铁哥们”。说到这儿，于振立顺手捞过一个小瓷碗儿，“这些碗都是他给的，这是宋瓷，真的，头两天还来了呢”。

 

　　同时，于振立的抽象绘画也更臻佳境，“抽象系列这十几件东西逐渐开始清晰，清晰以后作品逐渐开始走进了社会，走进了一种更多的批评性”，并把抽象艺术中的书写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书写艺术有中国文化理论根据，这一点我必须确定，我是中国人，用西方材料和中国中西合璧完成一个理想，表面上看像墙皮，半浮雕，又是抽象”。 栗宪庭说到于振立的抽象绘画时认为，“他更早地在作品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人文关怀或者是一种很东方情调的绘画。”

 

　　业内评论，于振立一系列的行为艺术表达方式以及装置艺术都是以人文关怀为切入点，并用自己身体力行的艺术实践，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坚守了人文精神的理想家园。而作为艺术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也是值得当代知识分子画家认真思考的问题。于振立用自己19年的人生历程，确定了一位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精神坐标，为世人诠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内涵。他的整个艺术和生活方式，最终成为发人深省的“社会雕塑”和“行为艺术”。

 

　　栗宪庭认为，于振立的样板就是从一个很意识形态化的艺术家到逐渐地摆脱意识形态，不断地在进行进行自我超越，和这个时代不停地在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他很有意思，是中国这段历史里边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样板。

 

　　后记

 

　　于振立在山上的生活，在他自己内心看来“美极了，幸福极了”，他自述“我骨子里面是一个知识分子，艺术才是第二，我不过是寻找一种可能性，那么多书没读，那么多酒没喝，那么多自由没有享受，那么多草没有去拔，自己自在挺有意思，别人说你彪了你就彪了吧。”

　如今，于振立和他的山中工作室俨然已成为大连的名人轶事，总有电视台或其他类媒体前去采访拍摄，打破了他原先孤独宁静的生活，让他有点不适应，不过能把自己的艺术介绍给世界，也正是他所期望的。

 

　　于振立的工作室今年还要扩建，现在他正要做的是一只长约5米的巨大的凤凰装置，凤凰有两层含义，一是“因为大伙来的最多的人骂我说凤凰落地不如鸡，我说凤凰落地还是凤凰”;另外“凤凰口现在被改造得一塌糊涂”，寓意“凤凰跑这儿来了”。

 

　　正说着，一只通身棕黑，尾巴如伞的小松鼠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跳到了于老种的核桃树上，不一会儿嘴里衔着核桃又倏地跑走了，反复好几次，这松鼠是今年不知道谁放生的时候跑进来的，于老歪着头，醉眼迷离地说：“吃就吃吧，看着好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