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由冯先铭先生生前汇编的清宫造办处档案（见《中国古陶瓷文献集·上集》），看到乾隆皇帝对待有缺陷的陶瓷器的态度，举例一条：“乾隆九年五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张玉成交成窑天字罐二件，一件釉水不全。传旨：著将缺釉水的天字罐一件交唐英补釉，如补得补好送来，如补不得不必补，仍旧送来。钦此。”……手握一杯龙井茶，月光悄悄地进了房门，思绪在夜空中飘荡起来。

    曾经穿过南阡北陌、东街西巷的“锯碗，锯碗……”的吆喝声，仿佛就在耳边。那时候，碗盘破了，如果不是太碎的话，一般不会轻易扔掉，奶奶收在那里，见锯碗的江西人来了，就赶紧拿出来让他“锯”。一副担子、一条板凳、一双粗糙的大手、几块闪亮的瓷片，在阳光下镀上了一层晕黄，虽然隔着长长的记忆走廊，但是却丝丝清晰，乃至那手的形状、碗的造型和黄铜的锯钉轻轻碰撞瓷片的叮当声无一不能描摹。

    锯碗匠先用绳子固定碎片，再在接痕两侧的钻眼部位，抵紧钻杆，来回拉动小弓，然后将锯钉嵌进钉眼，仔细锤实敲紧，最后涂上糯米浆和骨胶。价格依据锯钉的材质、大小而定，黄铜的比铁的贵，大的比小的贵，总起来讲，比重卖一只新碗要便宜很多。由于锯钉是从器物的外壁嵌进去的，同时又不穿透内壁，所以碗内不见钉痕，盛汤盛水不漏。

    奶奶拿去补过的碗盘不下10个，蒸东西时用它们，因为她固执地认为“蒸汽伤光亮”（她说的“光亮”大概就是釉面的光泽），舍不得用好的（她说的“好的”大概就是完整无缺的）。小孩子们如果握碗的姿势不稳当，那么就用锯碗，我不愿意，她一边盛饭一边哄我：“长大你会明白的，吃不穷，用不穷，不会过日子一世受穷。”家里来了小客人，奶奶也坚持让那些小调皮用锯碗。有一次，一个男孩果真摔了碗。那时候，物质匮乏，小孩子摔碗，似乎也不是小事情，家长有些尴尬，小孩子一脸紧张，只有奶奶若无其事：“没关系，没关系，这只碗本身就是锯接的。”说着，把瓷片上的钉疤指给他们看，稍稍有些凝固的空气又活跃起来。

    李敖在其著名的小说《北京法源寺》里写到谭嗣同用锯接过的搪瓷脸盆洗脸，由此引发了一大段感慨。李敖认为，在农业时代，因为穷困该报废的不报废，惜旧、恋旧、对旧发生感情，以至到后来有能力换的东西也不更换，变成了一种阻绊历史前进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制度。李讲的固然有道理，可是也不完全这样。乾隆皇帝总不至于穷困吧？任何珍玩他都有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能力，如此这般呵护残缺的瓷器，或许更多的是出自惜物之情。

    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从殷周之德到孔子之仁，从孔子之仁到孟子之性，这一路，何处少得一个情字？珍玩文物更是人们频频回顾“情”路历程的媒介。传世古物经岁月锤炼总不免留些损伤缺憾，可又何碍其收藏价值？我曾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一只锯过六组锯钉的龙泉窑青瓷碗，日本同行介绍，这只碗被例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重要的文化财”与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致的概念。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生态学，呼吁保护环境。一件瓷器，即使最小的器皿，也耗费了金、木、水、土等许多元素，有的还是不可再生的东西。地球资源终有穷尽之日，人类要发展，节约能源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破碎的碗盘，能够锯接的为什么不锯接起来？同时，人类的生存还不仅是生物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生态事实上就是承前继后、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

    宫廷对付古瓷的缺陷损伤除了锯接，还有粘接、补釉、磨齐、镶口等各种手段。实在破得不行了，就大刀阔斧的干吧，将颈、耳磨去，将口、足、柄磨去，形貌完全不一样了，连名称都改变了，盘口瓶变成了纸槌瓶，鹅颈瓶变成了胆瓶。而将磕缺处磨齐是更为常见的手段，因为修复的原则是尽力维持完整的原貌，磨齐后，再施以补釉或镶口。补釉先敷釉水再回火焙烧。镶口是以金、银、铜、锡等金属薄片掩饰无釉的芒口，先依口径裁切金属薄片，然后套接，再以木制工具仔细敲打，使金属薄片牢牢地咬合口沿，瓷器口沿既薄又脆，一不小心就会徒添损伤，而用力太轻的话又不能使金属屈服，这要恰到好处的“软硬”劲。

    娓娓道来，粘接、补釉、磨齐、镶口等所有劳作，你不会觉得苍白、抽象，因为它们具有丰富的细节，虽然机器的轰鸣声早就掩盖了锯碗匠的身影，而他们曾经的一招一式却使我们细微地感知到了惜物之情的特殊品格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