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瓦与吕澎

    崔付利

　　自从20年前奥利瓦带着他的“东方主义”来当中国，选择满足于他们想象的“中国当代艺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威尼斯双年展的“神话”梦便开始播种在中国艺术家的心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意味着艺术家在学术上可以得到西方的认可，就好似通过了ISO9001的安全认证一般。虽然威尼斯双年展近些年来一直被质疑是否还能反映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先锋性，但威尼斯双年展对参展艺术家的商业推动价值所引发的“神话”还是充满了赤裸裸的诱惑力。从呼吁国家馆策展人选拔机制的公开透明化，到参展艺术家的选择被质疑“暗箱”操作，中国的威尼斯双年展之行便一直充斥着各种怀疑论和讨伐声。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面对着威尼斯双年展充满魔力般的艺术“魔戒”，国人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般也要钻进这场艺术界嘉年华的迫切心境。最近被人争论不休的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扎堆出现，便是国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另辟蹊径的新创举。

　　威尼斯双年展在展览构架和展览模式上分为两大板块：国家馆展览和主题展。“国家馆”展览，由各国政府组织选派本国的艺术家参加。2003年，第50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正式成立，时任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人是范迪安、王镛和黄笃[微博]，艺术家王澍、展望、杨福东、刘建华、吕胜中参加了主题为“造境”中国国家馆的展览，但当年由于“非典”的原因，中国馆的展出被迫取消。其次是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特邀的主题展，由密切关注当代艺术的业界委托国际知名策展人，邀请代表新潮流的艺术家参展。虽然中国馆于2003年才开始设立，但中国的当代艺术与威尼斯双年展的接触从1993年开始从未曾中断过。第46、47届威尼斯双年展共有12名中国艺术家参加了主题展展览；第48、49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哈拉德·泽曼是一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欧洲五月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表达对体制反叛的精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本人则对毛**思想情有独钟。1999年哈拉德·泽曼策划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邀请了20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占所有参展艺术家的五分之一。尽管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艺术家们候鸟迁徙般席卷威尼斯的疯狂之举也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近些年来，威尼斯双年展的规模不断持续扩大，除国家馆展览和主题展外，还设有数十个外围展和专题展，参展国家和参展艺术家人数日益递增。在这样的前提和机会下，我们的艺术家、策展人自然不甘于落伍、寂寞，我向来佩服国人的学习能力和山寨“创新”能力，况且国内的策展人和艺术家更是完美的、坚定的机会主义者，在洋溢着强大诱惑力的威尼斯双年展面前，中国人总是可以创造出样式多变的展览形式。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之际，策展人吕澎[微博]联合中国艺术的“救星”奥利瓦共同策划的特别机构邀请展《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同期亮相。虽然特别机构邀请展的概念让人模棱两可，但它拉开了中国艺术家组团进军威尼斯双年展的新模式。吕澎谈到《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是对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文明与传统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艺术的看法，是“制造世界”系统化的一部分。但不管从参展艺术家阵容还是吕澎对展览主题的阐述，与1993年奥利瓦“东方主义”如出一辙，无疑又一次陷入奥利瓦挑选“中国当代艺术”的圈套。

　　中国艺术家在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首次集体亮相可以追溯到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由策展人王林和意大利批评家Gloria Vallese共同策划的《 碎裂的文化=今天的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王林在展览前言中提出，“展览旨在从历史文化和当代艺术如何发生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艺术其独特的创作成果。在当今社会，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所面对的不再是整体的、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而是一个多元然而破碎的文化现实，这种矛盾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林对威尼斯双年展的观点和立场，自1993年他质疑“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救星”就未曾改变和动摇过。他希望通过此次平行展来呈现中国艺术家和文化现状的“不一样的重新登场”。

　　且不说此次平行展是否能真正达到策展人以及西方人眼中期待的“不一样的重新登场”，但作为威尼斯双年展新的展览构架和展览模式掀起了国人席卷威尼斯新的高潮。今年，王林作为总策展人再次操刀2013威尼斯双年展又一大型平行展《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和上届平行展相比，不变的是其坚定的展览理念和学术观点，最大的变化是参展阵容的巨大变化。据悉，仅《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就有150多位艺术家参展，这将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展人数最多的一次海外艺术群展，这将是中国当代艺术吉尼斯纪录的多么壮观的一举。据非官方不完全统计，此次前往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参展艺术家、数十个平行展参展艺术家、部分机构负责人、国内藏家以及媒体工作者将达到2000人左右，这是何等壮观、其乐融融的盛世景象，这将是威尼斯双年展以来最具影响力、轰动性的一件作品，顿时感觉艾未未作品《童话》的视觉张力消减不少。可以想象，中国将为意大利的GDP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面对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泛滥，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何为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平行展的组织结构和展览模式与威尼斯双年展有何关系？平行展的举办究竟有何作用？如果从平行展的字面含义理解，平行展似乎与威尼斯双年展没有半毛钱的交集，但似乎比“外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的关系更暧昧一些。批评家朱其认为平行展是自费外围展的另一种称呼，其实是私人或私人机构租场地做的展览，只是一种平等交流的愿望。而批评家王林对双年展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平行展威尼斯双年展近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平行展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围展’，它强调原创性和学术性追求。所以有三个基本要求，一个是由自由策划人申请，第二个是由非营利机构主办，第三个是要在组委会指定的场所举办。”但这个概念却又极其模糊，难道之前的“外围展”就没有原创性和学术性追求而言？而且他提到的三个条件更像是平行展的一种对外口号和宣言，实际上并没有指出平行展的组织结构，以及与威尼斯双年展主展的关系。假如用梵高的作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来追问平行展的概念和本质，王林的回答“平行展具有极高的原创性和学术性追求”就好似“我不知道我是谁，总之我是来打酱油的”。

　　中国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先辈们优良的“人海战术”作战方针，人众、钱多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得到了彻底的、完美的、淋漓尽致的体现。虽然威尼斯双年展的权威性“神话”光环逐渐暗淡，但威尼斯毕竟还是一个注重价值观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假如仅凭一种“重在参与”的消极态度来看待，那威尼斯双年展终将被拉下“神坛”，平行展将是对“双年展神圣性、学术性的稀释和消解。”而且如此众多平行展的举办，将成为中国文化不自信的另外一种体现，就像批评家徐子林提到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是基于价值观和思想的交流，并不依赖参加艺术家的多寡和规模。”。

　　虽然评论界对平行展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我们还是应看到平行展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国家馆设立之前，虽然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选择上由国内的策展人、批评家推荐，但最终选择权还是掌握在西方策展人的手中，而且从奥利瓦开始，以及另外两名策展人让·克莱尔和哈拉德·泽曼对中国艺术家的选择是以欧洲中心主义论的“他者”眼光为标准。国家馆设立后，策展人以及艺术家的选择向来遭受质疑，并且国家馆的参展艺术家数量着实有限。平行展的举办则是中国艺术家们的自主呈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和文化现实。更重要的是，平行展的举办，可以还原中国当代良莠不齐的真实现状，因为这些才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的“中流砥柱”和现实存在。虽然中国当代一直被批评急于与“老外建立某种联系，急于获得西方展览体系的认可。”，但平行站展的确给艺术家提供了与西方当代艺术“平等交流”的机会，如果与西方的一些资本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更是一箭双雕的喜事，更何况每个艺术家又可以在自己的艺术履历上填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平行展参展艺术家的选择标准和展览质量是业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另一平行展的策展人黄笃也曾坦言：“其实平行展多不是问题，问题是应呈现高质量的展览才是根本。”近些年，不管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还是国家馆展，展览品质备受质疑，而平行展参展人数众多以及选择标准的弹性空间，势必难以保证平行展览的质量。平行展如果要想被认可、接受甚至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策展人、艺术家只能过自己的心里障碍这一关，与其说是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学术交流，何不一句“图个自娱自乐”痛快些、洒脱些。有趣的是，波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在中国是否可以演变为“人人都是可以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艺术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