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怎么想到要“变位”的？

    王春辰：本届双年展总策展人提出的主题是“百科宫殿”。我就想，艺术发展到当代，如今其实已经走下神坛了。艺术和生活的不断变位，无处不在。变位指向当代艺术变化与思维的转换，特别指向生活与艺术间隔的跨越。

    记者：想起你也是艺术翻译家，这个语言学名词，是翻译时来的灵感？

    王春辰：有这个因素，“变位”这个词最先来自于基督教的“transfiguration”，指基督显容——基督在受难之后重回人间，称之为“变位”。中国的大国崛起，无论是从国力经济而言，或是从文化艺术而言，也同样都是一种复苏的态势。所以，中国馆用“变位”主题就特别合适了。

    记者：那你选择的“国家队”七人阵容，由非著名艺术家混搭非艺术家，也是变位了？

    王春辰：是，的确一直有人在质疑：不是他们的作品是否能诠释“变位”，而是这七个人能不能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

    我是基于两点选择了他们：一是场馆的原因决定了必须用新媒体来驾驭空间；二是利用这个平台去告诉大家中国的艺术是一个多元的、多样的生态，而并非只能有一种媒介或样式，也不是以艺术家的名气或身份来界定。
记者：具体到艺术家和作品呢？

    王春辰：比如行为艺术家舒勇的《古歌砖》，用中国古老的砖头形式，记录当代社会的生活理念、流行状态和社会变化的信息，“古歌”又是传统和搜索的双关意。何云昌《威尼斯的水》，用2013个玻璃瓶装满海水，观众可以用瓶子与其交换，从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作为其社会行为的连续统一体。又如古建保护人士胡曜麟，我看重他对文化的自觉保护，中国的“变位”就在于一砖一瓦中。

    记者：细数历届威尼斯中国馆策展人，似乎也一直在变位呢？

    王春辰：没错，策展人身份的改变，直接影响策展思路。一开始是蔡国强，艺术家；然后是侯瀚如，虽然是大牌策展人，但一直都在国际而不是中国的语境；到卢昊又是艺术家；彭锋是北大教授，自己都说自己是艺术圈外人。从我自己来说，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国产的职业策展人的第一次。

    记者：具体到你自己身上呢？

    王春辰：既然是一切从职业出发，从艺术出发，好的一面自然是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会像某位前辈当年“选谁不选谁都得罪人”。但既然你是职业策展人，一切都要你自己搞定：短时间内定布展方案，和艺术家敲定作品；而文化部一百来万的经费只够支付中国馆的场租费，我得想方设法化缘，作品制作、运输、画册印刷都用钱。如果国内行业的资本运作更成熟、更专业，也许可以如鱼得水许多，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