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美学，在这个展览中具体指代什么？

    苏伟：在这个展览里，我其实没有纠结于“美学”这个概念。 我所指的美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想去追问的实际上是艺术研究（art criticism）对这一美学的塑造。90年代开始，中国的美学进程或艺术批评采用了一种“从图像阐释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对行为艺术的描述显得“过度在场”或“不在场”，过分强调甚至仅仅关注艺术的文化意义，而对这种意义范畴之外的创作显得缺乏描述的能力或兴趣。

    2. 你的视角是区别于“从图像阐释意义”的吗？

    苏伟：其实也不是要区别于它，只是因为这种方法会让事情变得太过简单了。首先对于“表演”这种创作形式，它里面其实包涵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仅仅把边界就这样设定给它，让时间过滤掉那些本可以激发创造和想象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当下。甚至一些“反艺术”的倾向，也和这个有关，而不是从艺术本身出发思考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艺术家每次的工作对象却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如何描述艺术家的工作始终、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识到批评不是为艺术史的合法性来服务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工作？

    3. 你的艺术研究方法是怎样的？

    苏伟：在经验和视野的不断变化中，我一直保持一种去更加接近艺术家工作的愿望，去还原创作的现场。这个诉求是在对当下这种惯性的、没有生命力的批评和写作的不满的前提下产生的。对于我自己，我越来越接触到艺术创作中更复杂和丰富的层面，艺术家实践强度的不同、身体欲望的投射的不同、所处在的那个越来越个人化的工作语境的不同：或许认识到这些，才是辨析那些理智与情感、观念与创作、思考与实践交织的艺术家工作的基础。艺术批评总是面临很多诱惑，除了现实层面的，高于和大于创作的诱惑，自我繁殖的诱惑，任何时刻都有。多走一步或者少走一步，就绕开了很多本可以激发写作者和批评者创造力和思考的地带。这里面需要一种对平等的追求，不是那个民主意义上的，它包含了对自我和不同他者的认识。

    4. 关于“行为艺术”或者称“表演艺术”，你是如何理解并塑造这个艺术形式的？

    苏伟：我不想把精力仅仅局限在概念或者媒介上。因为长期以来被这样使用，所以人们称其“行为艺术”。我倾向用“表演” 来描述它，因为“表演”是有对象和指向性的，也承载了对对象的想象和期待。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包括如何辨别、抗争和再创造艺术与对象的关系，以及如何把这种关系内化到创作当中。

    我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媒介在美学进程和艺术史中是如何被塑造的。对很多艺术家来说，其实表演这个媒介本身并不是问题，至少很多艺术家度过了这个对材料进行想象的阶段。现代主义以来，身体这个主题总是在不断给出讨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在这30年里，始终贯穿着对身体的热衷、冷漠、怀疑和反思，这个过程中，艺术既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也被现代主义美学不断地规训，不自觉地去融入到一个越来越被我们赋予标准和合法性的进程里。我并不想去单纯地否定这种现代主义的讨论，我只是想提出，对于创作来说，它的距离是否真的那么切近和具有紧迫性。因为我们往往臆想地把这些普遍意义上的主题当成了创作中真正的问题。所以在这次的展览里，你能看到这些作品不仅在探讨“作为媒介的身体”和“作为艺术家的身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递进关系，好像历史和当下是被这样区分的），更多地，他们是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测量哪些问题真能是自己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因为只有这些问题，才为艺术带来了激进、模糊和“艺术的”的可能。

    5. 文献、现场表演、重现表演（re-performance）是一些呈现行为艺术方式，你如何看待这些呈现方式？

    苏伟：这次展览中李然的表演是唯一的现场表演，其他作品呈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也不仅仅是用文献的方法去呈现。文献这种说法会让展览的讨论太过陷入到与历史的纠缠里，我觉得每个表演作品的呈现方式与作品表达之间那种张力，对作品本身来说至关重要。对于“行为”而言，我们给予过的和正在塑造的可能性远远还不够，希望有机会能展开来说这个话题。

    苏伟，策展人、批评家，198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他曾参与策划了展览“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2011），以及“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展”（2012），近期他在星空间策划了展览“我不在美学的进程里——再谈行为”（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