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子搭好，人就来了。3月3日，张小涛的个展“转场”开幕式上，罗中立、周春芽、何多苓、吕澎、王小箭等艺术家、批评家现身。这是在成都当代美术馆，艺术“川军”的一次平常聚会。藏家、学生陆续到来，还来了不少拖家带口看展的观众，他们不知道张小涛是谁，只是被美术馆门口一溜广告吸引进来。每逢新展开幕，当代馆会在沿路挂起数十幅广告，吸引路人的眼球。

　　活动还没结束，何多苓早已“去赶下个场子”。同一天，距离当代馆40多分钟车程的廊桥当代艺术空间正举办展览《与过去相连的今日肖像》，何多苓是12个参展艺术家之一。“在成都一天开幕两场当代艺术展并不算多，之前曾有一天6场展览同时开幕的纪录。”有业内人士解释。

　　近年来，成都涌现出一批艺术机构、群落。成都市美术馆、文轩美术馆、当代美术馆等重量级美术馆对市民开放;A 4当代艺术中心、K画廊、廊桥艺术空间、了了阁、天艺村等知名画廊云集。放眼成都，东南西北都有艺术家群落，“老蓝顶”、“新蓝顶”、“浓园”、“西村”、“北村”相继出现。成都一度被誉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第三城(亦有争议说是除北京以外的第二城)。

　　成都，究竟有何能量集中这样一批机构，它们又如何运营、生存?艺术家扎堆的“繁荣”背后，艺术产业又能否在这里完成自给的循环?

　　此起彼伏的艺术聚落

　　去年3月，北京，中国美术馆艺术“川军”集体登场。收藏家林明哲从藏品中挑选了170余幅作品举办展览，包括罗中立、张晓刚、周春芽、叶永青、庞茂琨、冯斌、杨千、何森等川派艺术家的作品。“这是恢复高考后川美30年来最集中的一次展览。”罗中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现场，找艺术家签名、合影观众源源不断。随着媒体广泛报道，“川军”再一次成为艺术界的焦点。

　　成都，四川省省会，“天府之国”的美誉古已有之，也是当代艺术里“四川现象”的重要发生地。恢复高考后至今，以成都为中心走出了一大批优秀川籍艺术家，包括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郭伟、何工、曾朴等老中青三代，影响、推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川流不息”的画面。

　　奇怪的是，这批成名的艺术家除了张晓刚以外，基本都在成都有工作室。现在张晓刚在新蓝顶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张晓刚不算地道的成都人，他家在昆明。以前不少艺术家北京成都两地跑，像郭伟、杨冕两边都有工作室。后来嫌麻烦都回成都了。”何多苓告诉南都记者。

　　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自1982年从四川美院毕业后回到成都，就一直没有离开。上世纪80年代初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连环画《雪雁》、《追穷寇》、《我们曾唱过这支歌》等作品驰名画坛。

　　“本来我想留校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留成，后来想想是对的。我是成都人，我最喜欢的生活状态就是自由。在成都我吃东西都很习惯，气候合适，生活压力也不大，刚刚好。”话没说完，何多苓又笑着说，“我们现在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位置大概定下来了的，没有必要去折腾。如果再年轻些，或许又有新想法。”

　　“艺术聚落正是成都本土艺术生态的真实写照。”现居成都的评论家陈默介绍道，成都曾有大大小小10余个艺术聚落，包括旧蓝顶、新蓝顶艺术中心、浓园、北村等，汇聚了成百上千的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创作。
　　目前，旧蓝顶、新都区北村艺术区已经解体，西村不太景气，还活跃于成都的主要是以程丛林为首的浓园国际艺术村群落。从2005年40多人入住，到现在已经汇聚了200多位艺术家。“川军”的主要力量，目前聚集在成都东郊“新蓝顶”。

　　2003年8月，周春芽、郭伟、赵能智、杨冕4位艺术家，租下成都机场路旁太平寺机场侧的一排闲置厂房，改造为工作室。厂房以蓝色铁皮为顶，“蓝顶”因此得名。据陈默介绍，4位艺术家的进入，带动这里迅速成为成都乃至全国的当代艺术的一大据点。后来，罗发辉、舒昊、何多苓、吉磊、屠宏涛、唐可、徐牧原、黄明进、廉学洺、郭燕等50余位艺术家相继入住。“这里成为继北京之后，中国第二大艺术群体聚居区。”陈默说。

　　批评家王小箭表示，成都艺术最大的特点是袍哥文化，哥带着弟玩。“比如这里都认周春芽的作品，他在这里是老大，他经常带着年轻艺术家去玩。另外，这里的房地产商跟艺术家玩，当官的也一起玩。成都人爱凑热闹，举办一个画展他们都会过来，用罗中立的话说是‘十个展览十个满’，刺激着成都的艺术氛围。”

　　但老蓝顶很快遇到了发展瓶颈。从2006年起，四周由于要改造成家具生产基地，拆迁、污染随之而来。2010年一场大雨把画室淹了，毁掉了一大批画。那时周春芽、何多苓已经搬到新蓝顶，别的艺术家们在想法子搬迁。第一批艺术家搬迁是2007年，成都作为国务院城乡统筹试验区，政府有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划：要打造一个5A级的乡村游乐场地。蓝顶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延说，新蓝顶也就应运而生。

　　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冉卫称，他们当时就知晓周春芽、何多苓要在老蓝顶那边找个固定场所，当时成都有5个区/县，都向周春芽伸出了橄榄枝。趁着锦江区三圣乡“五朵金花”刚打造出来的契机，他马上联系周春芽。“那天下大暴雨，我们当时的副书记亲自赶到机场接他去物色地点，最后他选择了蓝顶。”据了解，2003年初锦江区开始打造“五朵金花”，把三圣乡的五条村打造成一座充满田园风光的开放式公园。该地在2006年4月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称号，成为全国“农家乐”发源地。而周春芽当时选择的地方叫庙山村。

　　政府支持，场馆到位，还得找到能运营艺术项目的人。周春芽找到了学经济出身的金延。金延曾与友人在上海办过收藏俱乐部，经验丰富。很快地，他组建出一支叫蓝顶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的团队，负责与政府沟通，为艺术家修工作室，举办艺术活动等。

　　两年后，即2009年1月12日，首批工作室落成。新蓝顶一期沿用“蓝顶艺术中心”的名称，地处荷塘边的坡地上，风光优美。南都记者到达时，正是3月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在“荷塘月色”尽头右拐，一幢幢颇具当代建筑风格的工作室相继出现。

　　首批住进去的艺术家有周春芽、何多苓、赵能智、郭伟、郭晋、杨千、罗发辉、杨冕、郑德龙、吉磊、屠宏涛、李胤、唐可、吴建军等14人。蓝顶美术馆也应运而生。新蓝顶一期引起了双流县政府的关注，在毗邻一期的新兴镇庙山村，双流县政府规划了1500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计划，蓝顶二期、蓝顶青年艺术村、栀子街等新的艺术聚集群落和创意机构相继出现。

　　何多苓亲自设计了自己在新蓝顶的工作室。每天下午，他就从城内驱车过来作画。南都记者走进何多苓工作室时，他刚画完一幅自己所种的花的油画。他说，画自己种的花是一种完全陶醉于自我世界的享受。他的工作室有两亩地，花了不到两百万建设，带产权。他喜欢现代主义简约的风格，种花修室外泳池之余，还在一个150平米大的空间内修了羽毛球场，四周挂满了自己的作品以及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来他工作室的艺术经纪人、收藏家很多，有不少作品就这样被收藏了。如今政府有意把蓝顶艺术中心旁的地打造成为湿地公园，何多苓正帮忙在里面设计一个方盒形的亭子。

　　把工作室卖给艺术家，是新蓝顶的盈利渠道之一。据金延介绍，新蓝顶的商业运营有两个方面，一是卖工作室，二是举办艺术品鉴会，向高端的人群推荐作品，以及开发衍生品。“很多艺术家都在买工作室，凭着房子中间赚点钱去修美术馆，修艺术街。品鉴会做了两年了，最近举行的一次是高小华的作品品鉴会，有律师、设计师、房地产老板、金融投资人参与。”金延说。

　　蓝顶二期的业主有：罗中立、张晓刚、方力钧、俸正杰等长期居住在重庆北京的艺术家;也有成都、深圳的设计师，刘家琨、汤桦、沈正清等;还有收藏机构以及事务所和广告公司。

     策展人、政府与地产商

　　5月底，新蓝顶将以“蓝顶十年”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届时将在刘家琨设计的蓝顶新美术馆举办馆藏展、艺术论坛“艺术区生长与城市进程”、艺术家工作室开放等十多项活动，还会发布书籍《蓝顶艺术聚落》。

　　届时，热闹的将不止蓝顶，吕澎策划的“历史之路”也将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办。

　　成都当代美术馆由高新区政府带头建设，由设计师刘家琨设计，馆体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功能齐备;聘请著名艺术史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吕澎担纲首任馆长。“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专业学术水准的城市公共美术馆”是成都当代美术馆的目标。

　　吕澎说，他接受美术馆馆长一职纯属偶然。三四年前，成都当代美术馆所处的高新区是一片新区，如同一张白纸，连路上都没有多少车辆。“周春芽、刘家琨不断地和高新区的领导接触、建议和推动，到差不多的时候就找到了我。其实我本来感觉无所谓，我不愿意被束缚，同时这也是政府的项目，更怕被一些固有体制所牵制。后来和政府讨论，希望尽量按照专业的角度去管理美术馆，提供一些设备，尽量让它很学术，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接着我们也开始收藏一些当代艺术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考虑接受。”

　　自从成都当代美术馆2011年7月成立后，举办了16个展览。“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成都站)”在成都闭幕不久，“托尼·克拉格：雕塑与绘画展”、“漫步布拉格-捷克顶级版画作品展”相继举办。即使在全国范围来看，这些也是一流的展览。

　　在接手成都当代美术馆之前，吕澎早已在业界知名。他担任过“1992年广州双年展”、2010年“改造历史”、2011年成都双年展、“溪山清远”策展人。

　　但他的张扬也引起外界热议。有业界人士称，吕澎在学术、商业、房地产和政府里游刃有余。比如他组织的“1992年广州双年展”首次将资本拉进艺术、记入史册的同时，也产生不少争议——— 不少艺术家在当时丢了作品没得到钱。宋冬不久前在香港举办的“三十六历”作品就提到：“这个展览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丢了16件作品，还没有说法……再加上组委会让我汇款给他们买画册———300元，我汇了，但没有得到书。”

　　“我并不是游刃有余，只是比别人做得多一点。其实我在每一个环节中蛮吃力的，遭遇压力很大，但是规模做出来可能比大家大一些。所谓的困难就是在有限的额度中完成所要完成的事。在钱中途减少的时候，或者钱突然必须增多的时候，我要怎么去面对。”吕澎解释，他做每个展览的课题都不尽相同。成都双年展课题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跟政府合作;今年5月将在威尼斯举行的“历史之路”大型展览相对简单，做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研究中国当代艺术20年的学术文献，重点研究中国当代艺术2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状况。

　　在张小涛展览的开幕式致辞前，吕澎在与助手讨论“历史之路”的操作方式。他对助手说，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将于6月6日至8日在成都举办，口号叫做“中国的新未来”，我们的课题叫“中国艺术的新未来”。“要借助这个机会，要把我们的方案像细菌一样散发出去，让全球知道。”

    从2010年开始，政府或房地产商强力介入艺术领域。无论是成都双年展还是成都当代美术馆，都受这两大力量的强势影响。今年6月由深圳某房地产商投资建设、隈研吾设计的知·美术馆也在成都宣布启动。房产企业投资建设美术馆成为一股潮流，国内有名的还有华侨城旗下的OCT当代艺术中心、时代地产的时代美术馆等。

　　吕澎的能量，让他也频频被政府及地产商相中，成为好些成都艺术项目的总策划。比如组织策划知·美术馆。

　　而何多苓说，在成都那么多企业中，邓鸿参与力度最大。在他印象中，民营资本进入成都艺术界的标志事件是1999年底在老会展中心举办的“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

　　与1992年广州双年展不同，“世纪之门”是投资人主动寻找、选择批评家来做学术主持人。当时成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邓鸿找到何多苓，请他参与策划这个展览。何多苓就邀请了有“中国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做主持。展览耗资500多万。据何多苓回忆，策展人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已经记入史册的作品也被借出来展览。有些作品当初在北京都不能展的，比如隋建国的雕塑《中山装》。“成都官员也会去看，但看完没发表意见。”

　　“邓鸿有个特点，主张越大越好。”何多苓解释。这无论是从他1995年在成都投资建设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还是如今邀请扎哈·哈迪德设计成都当代艺术中心中可以体现。

　　2011年，邓鸿开始着手筹备成都双年展，由他旗下成都现代艺术馆独立出资主办，每两年一次。直到去年由政府接手，从世纪城搬到东区音乐公园，邀请吕澎担任主策展人。这是个由政府、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出资3000多万的成都本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盛会。

　　“当时是政府的宣传部部长请我们去做。这个展览只能说是尽力了。体制、方法上可能也有冲突。”吕澎回忆，无论是学术、定位、主题或者财政，领导都是按照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去要求。比如有领导针对“溪山清远”的主题提出质疑，他会让你解释为什么叫“溪山清远”。2010年10月我们在伦敦做过“溪山清远”。领导会质疑你想做一些商业上的举动才会选取这样的主题。而我们只是在做艺术潮流的推动。“后来意见不合，我们天天吵架，我工作不下去了，就换了一个副部长。在审查的时候没有政治问题，他说一切按照吕老师的意思来办，就通过了。”吕澎说。

　　潘黎冰去看了展览，“人山人海，老太婆推着小孩看展的景象不少。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双年展能这样火热的，这跟成都人爱热闹有关，特别市民化。”潘黎冰现在是白夜酒吧的活动策划人。白夜酒吧是翟永明与友人于1998年开业的酒吧，是成都著名文艺据点。前年，翟永明在酒吧旁新开了白夜艺廊。每个月白夜都会举办诗歌朗诵会以及展览。潘黎冰说，在成都人眼里，东区是大型工厂区，而政府把东区音乐公园作为艺术地产来经营。双年展结束后，这块地交由成都商报打理，成立艺术超市，作品良莠不齐。

　　前几天，翟永明从北京回到成都，着手准备3月8日开展的《无忌之春———白夜艺廊三人展》以及自己新诗集《行间距》发布会。翟永明告诉南都记者，“我们主要策划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借助宽窄巷子这块旅游资源，给他们提供展示的空间，呈现对外展示的窗口。不过人流跟销售是个矛盾。参观者对艺术品陌生，销售并不多。主要还是靠白夜酒吧来维持。”

　　对艺术家来说，则更多地把成都当做创作基地。女雕塑家沈允庆说：“成都自身的收藏热不浓，但艺术氛围气氛好。”

    吕澎担忧的是，馆搭好了没有馆长。这些天，他在微博发出征集策展人启事，还准备搞一个策展人培训班。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用了300年建立美术馆制度，中国难道仅用30年就可以建好吗?“硬件措施是可以的，但是软件，即人才储备落后了几十年。”得知成都要搭建的18万平方米的当代艺术中心，他笑了笑，“面积太大了，不知道怎么搞。像上海的中华艺术宫，就需要用大量展览去填充，‘悲剧’还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