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顾名思义就是用艺术思维去生产作品的人;作为人的艺术家首先是社会人。这样艺术家就是一个社会人用艺术思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作品。一个社会人，他就是一个被社会秩序包裹着的个体，秩序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要素搭建而成，其中政治是决定因素。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我们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解就是被这么设计地接受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它决定着经济基础，并且有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我们的应试教育只需要大家接受这些干巴巴的概念，它不需要你知道制度、组织和设施它们自身的历史沿革，以及在今天已经存在的其他的经典案例。我们作为社会人是被这样的教育洗过脑的。应试教育的目的，考试是考试，人还是人，考试完了，人只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教条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进一步作出反思或提出异议。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大都是口号式的，大标题最为重要。我们从出生开始，在成长的过程中，政治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如果我们还说，政治与我们没有关系，这正是政治的一种设计与期待的效果：你被控制了，你还不知道。因为被控制了，所以随时能办你;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恐惧。艺术家作为社会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一步，仅是不自知而已。所以，艺术家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是天生地捆绑在一起的，艺术中的政治，怎么可能在今天才变成了一种时髦呢?人每天都在被政治窥视，这能觉得是一种时髦吗?

　　我们要把被洗过的脑再重新洗回来，这是要花大力气的，至少要花双倍的努力。因为我们逻辑中使用的概念，也就是判断中的已知条件，它给予我们的时候就是不完整的，是掐头去尾地只给你能为意识形态服务的部分。所以，我们被周遭所限制的秩序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仅是到今天，这样的限制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隐隐觉得哪里出了大问题了。一般情况下，被政治塑造好了的人，在社会中是容易将就的。百姓是这样，艺术家也是这样，都是非常容易将就的，如此才会出现，作品中有政治含量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中的时髦现象。
　　艺术中本来就是有政治的。假如你要干净地规避它，而且要在学理上说通这样的规避，我觉得也是对艺术的一种贡献。用好政治与规避政治一样难，一样地当代。

　　大量的问题是通过追究与反思而逐渐呈现的，也许起先就是对秩序的质疑。顺理成章按部就班约定俗成，这意味着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描述是有框架有边线的。反其道而行之，不安排理出牌，冷不丁地连自己都反应不过来，这意味着思维走出了常规的框架，是某种“出轨”的表现。这样问题就来了，逻辑也乱了，但为什么要乱?因为今天的语境乱了。有时理性与本能都在告诫自己，与其被扰乱，不如主动与人为地被“乱”所裹挟，在乱中清晰，在乱中设计，并在乱中实践。这是艺术还是政治?背叛常规，其实就触及了政治。一旦思维偏离了历史帮人设计好的路线，在理论上，这就是反政治的。这关涉到了“秩序”。之所以不同的领域能划分得那么清楚，背后是不同的秩序在守护着，一如警察站岗一样。所谓“越轨”，是瞒过了警察的视线，在划分的边界处私下出入，这用学术的描述叫跨界，在法律上则是越狱。这都是指不守秩序，或者说，扰乱了秩序，这样的描述就很政治了。但我更喜欢学术上的“越狱”。跨界太冠冕堂皇，太峰会。“越狱”就不能满大街叫唤，它的技术性更高，手段更诡秘，行动更私下，解密也更棘手。全世界好的艺术，我觉得干的都是这样的事业。这是当代艺术。

　　周礼是一种秩序，到孔子时代，这秩序乱了，礼崩乐坏了，孔子要克己复礼，重塑周公。孔子的方法论是“仁”，但没有成功。“仁”是把要求把个体变得很有秩序，很讲规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在今天都可以成为伦理上的经典，但“仁”并没有创造出更有效的智慧，它没有发展出一种改变秩序的新路径。试想，一个心底很善良的人，行为方式又中规中矩，哪里来“智慧”的例外呢?乱世，作为当权者首先要维护的就是秩序，每一个新时代要推翻的都是原有的旧秩序，而推翻的方式，非暴力不行，那就暴力。中国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所采用的就是暴力的形式。

　　乱世中的思想者都是要反思秩序的，无疑新思想是力求反秩序的。这也是乱世能出思想家的原因。在乱世的语境中，思想者的目的就是给固有的秩序设难，让顺理成章的事情变得错杂紊乱，从而为新秩序的介入腾出空间。思想的争论带出了论题，使得平日里不太顾及或故意回避的问题露出了水面，本来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就都是跟人有关的，只是强拆与城管的暴力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那种体内的觉醒就总还是木纳的。一个社会不太平了，人最为基本的问题就复归了，这就是生老病死，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其实，“对生命意义的关注”这个命题重来就没有远离我们，仅是为了生活而劳顿，人活着活着就模糊了自己的活法。

　　我们的思考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出发，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秩序并不是在这句话的基础上建构的。一个带有“仁心”的个体与一个“不仁”的秩序居然共构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这就是中国人的政治共同体。孔子对君子的塑造恰巧被政治利用，历代的文官体制其实都是“仁”与“不仁”的结合，最终也就无所谓“仁”了，也就留下不可把握的“良心”两字。这话也正好被今天的现实所佐证。

　　“仁”的本意是拿人当人，我不能把自己都不乐意的事强加给别人。这话反过来也一样，将心比心，你也不能把你不乐意做的事儿强加于我。你不乐意别人拆你家的房，却安排一帮没脑子的人来强拆我的，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但秩序就这么安排的，这就合法，我还得自己说通自己。类似的破天荒的例子在今天不胜枚举。这个现实，已经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是今天艺术的语境。

　　我们与这个现实撇不清楚，因为都是社会人，你又如何能撇干净呢?艺术家惟一要做的，就是要对相关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作为一个常人，我们的生老病死都在其中，我们只有尊重了自己，才能尊重我们的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逻辑线脉不在艺术的内部，恰恰在当代的现实之中。

　　于情于理说不通，那论及问题就得到情理之外。顺着说不行，那就倒过来说，在外部说不行，那就藏匿到内部去说。我觉得这中间都有打造当代逻辑工具的可能，其思路都是反秩序的。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说一个大学生晚上去夜总会陪酒，听起来感觉就不大好。但如果你说一个夜总会的小姐白天坚持去大学听课，这小姐的形象即刻就被注目了。反秩序是严肃的，但也是快乐的，因为里面有自己的生命意义。人一辈子连活法都不在自己手中，艺术何为?

　　一个艺术家主动而真实地活着是首要的。但做到这点绝非易事。一旦艺术家把“人”挡在了艺术之前，他要担当的责任就既是自己的，也是社会的。他要用有悖与秩序的逻辑说大家都很不习惯的话，这风险很大，但利益也是显然的，这就是人开始真实了。当艺术家的位置站在了秩序的对立面，他的作品怎么可能还会是秩序内部的呢?真实是他自己，还是真实就是政治?政治需要有意来加以图说吗?政治原本就在人的生命体之中。

　　所以当代艺术家面对着两个挑战，首先是对自己活法的挑战，这关涉到对生命的重新理解。其次是对艺术本体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前提，是根本;第二个挑战是第一个挑战必然要带出的结果。第一个挑战是质(身体)，第二个挑战的文(衣服)，两者相得益彰，自能文质彬彬。也就是说，这衣服穿在人身上就得体了。

　　人的活法转向了，回答问题的思维方式自然也就转向了。“问题逻辑”正是转向后用来辅佐思想实验的。“问题逻辑”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是柯林伍德的用词。他说“一个高度明确和特定的命题必须蕴含这样一个答案，它的问题不是含糊的，也不是泛泛的，而是一个与命题本身一样明确和特定的问题。”(《柯林伍德》P.42)这话是说，我们帮自己的提问，它是特定的，具体的，甚至是为难而棘手的，而不像原有的形式逻辑做一些假命题。事实是，我们转向之后，我们面临对问题的回答几乎没有现成的，都要重新加以判断而形成自己的问题逻辑。这是一件很学问的事。在特定的语境中所产生的特定问题，总存在着一种最为接近的“真解”，原有的秩序无法求解，那么解法就在反秩序之中;被动的人生无法求解，那么答案就在自己主动的活法之中。这是我认识到的柯林伍德的“问题逻辑”。

　　有时，也许我们会奇怪为什么在艺术中会提出这么精彩的问题?其实不然，艺术本身是提不出来的，恰恰是“活法”的觉醒提出来的。是活法觉醒了，艺术才跟着觉醒的。艺术是活法的外显，是活法的视觉表达。总存在着一种最为接近的“真解”，这就是说，在“问题逻辑”这个工作完成之后，总存在着一种最为恰如其分的视觉呈现方式，这个方式不是艺术的形式实验能够碰巧得来，它是“问题逻辑”与思想实验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慢慢地逼近的。如果把难度提高，与特定问题相应的特定形式可以说是惟一的，这正是作品创作的乐趣所在。

　　今天的艺术家断然不能像孔子塑造君子那样，把人弄得四平八稳老实巴交。艺术的根本是“使坏”，好的作品是让人看了受不了，还得谦虚地回去思考。这种效果实在人是做不到的。这也正是君子只能被动地为人所用，而不能在智性上给人以建设。所以，我才说，艺术家应该是“善打底，坏第一”，但艺术家始终要挑战的是平行着的两块：活法与艺术。它们不可分割，彼此守护。

　　2016.04.10 于北京上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