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至1989年，于振立的表现主义绘画恰好跨越了10年时间，他在结束政治宣传画、解构写实主义的同时，重新建构起了新的艺术图式。他本人也在选择死亡的过程当中，再次获取了全新的经验。于振立自嘲这10年表现主义为“苦恼人的笑”。

    于振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口头禅叫做“绝望”！

    表面上，“绝望”来自北京大学杜小真的著作《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具体到于振立本人，“绝望”更多来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接和冲撞，来自社会转型时期的疑惑和彷徨，来自家庭矛盾的阵痛和焦躁。尤其，当尼采的快乐的科学、弗洛伊德的性分析、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以及福柯的权力学说等西方哲学，在与伪集体主义、伪现实主义以及伪传统主义发生的种种背离当中，于振立彻底在精神、信仰和爱情之间陷入了“绝望”的尴尬境遇。

    无疑，这为于振立的艺术创作蓄积了充足的情感资源。又，当传统文化正在面临“国际化”的当代语境，当他本人的艺术实践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的笔锋也顺势发生着突然地转折和果断地出位。

    时间正是1979年，当“伤痕”正在风靡大江南北之际，于振立却悄然完成了油画《彭总故乡行诗意》，此作品形象变得突兀、线条变得粗犷，“书写”质感越发强烈，尤其所影射出来的批判意识，已经明显具有了表现主义的特征。该作品参加了辽宁紫罗兰研究会会展并在全国巡回展出，同时又被著名编辑栗宪庭“发现”并刊发在了重要阵地《美术》杂志上。至此，于振立结束了政治宣传画的时代，开始了表现主义的宣泄历程。

    无论《懵懂的海》、《狭路相逢》，还是《生命系列》、《壁合》，所有情绪全都聚集到了笔锋，全部力量逐一向画布流淌。于振立的“表现”欲望越发强烈，“表现”语言越发娴熟，甚至，他的表现元素同时运用到了日常的写生当中。至1989年4月他在中国美术馆“8人油画展”中展出的《吃喜酒的女人》，于振立的表现主义达到了巅峰，其艺术影响力已经在国际间迅速扩大。

    至此，“于振立”式的“迹化”语素彻底形成，这为之后的抽象风格夯实了坚实基础。

    其代表作包括《彭总故乡行诗意》、《涛声》、《懵懂的海》、《狭路相逢》、《老桨》、《生命系列》、《壁合系列》、《吃喜酒的女人》等近百幅。（曲振伟半岛晨报2009年8月30日  《苦恼人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