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再看，于振立其实在第一时间就进入了现代艺术的语境当中。

    《大连日报》在1966年12月份刊发了这样一则消息：一支由18人组成的“徒步串联队”从大连起程前往北京，他们是来自大连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者是骨干分子于振立。这一年，“小于同学”刚刚17岁，却从此开启了走南闯北的“长征”之路。今天看来，这次“长征”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它对人生的成长、历练以及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成都将有着积极的作用。

    正是这次“长征”，当更多红小兵都在参与政治活动之时，小于同学却开始了探寻“黑画家”的独立行动，他从北京抵达武汉再到上海，所到之处均要先到各美院去“看”正在接受批斗的“黑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在小于同学的眼睛里，他们可都是中国的绘画大师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于同学意外获得了刘海粟编著的《世界现代艺术史》，这不禁让他过早“结识”了米开朗基罗、德拉克罗瓦、列宾、蒙克、康定斯基等一系列世界艺术大师，他从此养成了“每天不画一张画就不吃早饭，并且每张习作都要找到一个大师影子”的学习习惯。

    小于同学的另外一个学习习惯是去图书馆，他首先如饥似渴般地翻看各种大画册，然后再看黑格尔、尼采以及弗洛伊德。他通过朋友获取了当时的唯一内部参考《中国文联通讯》，并从中结识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北京西单花5分钱救出了即将被烧掉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并如获至宝地进行通读。

    种种迹象表明，于振立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储备相关现代艺术的视觉经验以及理论基础了，这为他的长期的日常写生、集中创作都提供了“现代语素”的可能。只是，因为时代驱使，他的现代观念更多地实践在了他的政治宣传画的用笔和用色当中了。

    时针终于指向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遽然爆发，毛主席轰然谢世，四人帮突然崩塌，对于“一团火”的于振立来说无疑是“天塌了”。种种不平凡的历史事件看似与艺术无关，然而，这对于长期处于政治狂热的于振立终于产生了极度刺激，他的内心从此错综复杂。

    1977年，北京中国美术馆迎来了文革之后的首次美术展览——“纪念中国建军50周年美术作品展”，于振立油画作品《露宿街头》在显要位置展出，比照此前政治宣传画的“红、光、亮”，该作品色彩沉着凝重，人物鲜明真实，这表明于振立的思维回归冷静，其绘画语言的独立个性正在形成，这更加意味着于振立的美术正在响亮地挺进现代之门。

    从此，于振立彻底投入了对于现代艺术的实验过程：1977年6月，《海的宁静》获大连美展一等奖；1978年，《泉》等油画作品参加辽宁省美展；1979年，《彭总故乡行诗意》随辽宁油画研究会赴各地展出；1980年，新实验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小幅油画《万家灯火》等9幅在全国展遍；1982年，《涛声》获辽宁省青年创作奖；1984年，《国难》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1985年，两件人体绘画作品赴日本展出。作品时常在《美术》、《中国油画》、《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等权威媒体发表……

    现在看来，于振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其实拥有两颗红心，一颗向着现实当中的政治宣传画，一颗向着大师的经典巨作。当历史突然发生了转折，他自己其实一直在路上。（曲振伟半岛晨报2009年8月23日  《“走南闯北”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