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泉·光荣(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记得我们一群画友每逢到林墉老师处听他论艺时，他曾多次说过：“你们要多读书，多读一些杂书，对绘画的好处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其实，有心人若是看看美术史，每个时代画坛顶尖人物亦多是阅书无数的人。于是知识的累加与否，也成为衡量一个画人最终是否获得更大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唐宋以前，一直流行工笔画法，画院待诏们在手头上的磨练远远多于书本知识的浸淫，工笔画家们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慢工出细活的制作节眼上也十分正常。元代以降，被唐宋工笔逼得无路可走的元代画家，特别是知识面较宽的文人画家，在赵孟頫的引领下，才逐渐走上追求诗书画印结合的新路来。身为赵匡胤十一世孙的赵孟頫，“幼时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其读书广取博学，又著有《尚书注》、《琴原》、《乐原》、《松雪斋集》，元代诗人杨载有“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之慨叹。可见，赵孟頫实在是一位诗文书画等样样精通的多才高手。

　　到了明代，徐渭、董其昌两位奇才被世人推崇，与他们博览群书、识见高卓密不可分。徐渭一生是怀才不遇的一生，年少入塾，文思非凡，知兵法，任书记(草拟文书)，熟读各类书籍，传世文集有六十余卷，他哲理与艺术并重，诗文与思想皆有不凡建树，为画坛少有之才。而董其昌出身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一生读书明礼悟道，追求才智与禅理融合。大量知识的积累与灵活运用，奠定了其扬南贬北、树立南北宗理论的坚实基础。

　　至于清初四僧中的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中，也展现了他在哲学与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恢宏洞见。诗书满腹的理想状态，对其绘画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理论至今对当代画人还有引领的功效。到了近现代的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无不以史为鉴，诗文书画并重，以卓越的理论高度引领了时代艺术风潮。他们被推至艺术的神圣殿堂，也正因为他们的艺术是技艺加知识加思想的结果，是知识型画者取得大成功的又一鲜明写照。

　　由此可见，在中国画的历史长河中，在画人多如牛毛的各个时代，除了必须拥有超人的艺术造诣外，勤读书、广思索、善悟理、多游历、传艺道、树新风，更是画坛有理想追求的画人必须兼备的素质。

　　而当今时代，由于引入西方美术的教育体系，画人们如古人般对文、史、哲的学习与思考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了，艺术表现多以追求绘画的视觉冲击、追求展览的出彩效果等为主。且大部分画人对西方艺术的渊源又一知半解，没有相应的社会氛围支撑。有的画家创作甚至只是为了如何才能获奖，如何迎合市场而令自己作品价格不断上扬，而对中国美术史里画人须不断深研各类书本知识、博采众长之要求多已放弃。这既造成了整代艺术人才学识高度的大幅下滑，也造成了这个时代艺术大师的难产。

　　对照历史上成功的大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不爱读书、知识面残缺的画人能折腾出高妙的艺术样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