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平

　　在前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研讨会现场，甘阳与朱青生就装置艺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记得甘阳那天坚定认为：赶快回到中国吧，西方的装置艺术像垃圾一样浪费资源，中国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越跟上西方跑越没有前途，甘阳的观点当场还得到台湾何怀硕的极力赞成。主持那场会议的朱青生对此观点持有对立的观点，两人各自持之有据、针锋相对、舌战许久。后来，思考他们之间分歧的根源，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同理论的思辨与倾向，另一方面主要是艺术的材料问题。甘阳的问题意识主要指向当前艺术材料滥用的现象。

　　说到艺术的材料，不管是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还是中国秦代辉煌的兵马俑，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典雅的油画、或者中国文人时代的卷轴画、或者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家凝聚思想的艺术作品等，这些都有着不同内容与形式的作品都是根源于不同时代思想以及为本时代生活服务的艺术，只有好本质的外在形式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是，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术界积极大胆地引进西方的艺术理念及其材料形式，尤其在美术的外在形式上大下功夫，从而一改新文化运动以来未完成的艺术现代性，尤其对于以前艺术材料的单一性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三十年以来，国画中工笔画性质中延伸出来的岩彩、油画形式下衍生的综合材料、类似雕塑性质的装置艺术、以及版画理念所拓展的新材料等艺术形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看待艺术新面貌的窗户。但是，矫枉难免过正，目前我们的艺术类学生和许多艺术家创作或多或少地将大量的时间放在了材料上，而对艺术思想、艺术形式语言注重的过少，尤其目前的当代艺术材料的花样层出不穷，许多为了材料而材料，简直成为了材料的奴仆。任何一件事情的有效，必须立足于一定的问题意识，我们当前艺术界最需要的已经不是艺术材料的外在问题，而是指向图像的社会学，不再是局限于艺术形式本体范围之中一个令我们眼球能受到一点点刺激的材料而已。

　　为了更为宏观地说明问题，我们还是把思维回到人类早期艺术史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人类的诞生发展，伴随了言、象、意之间的融合与提升，最初的猿人只是在咿咿呀呀学语中交流情感思想，通过长时间实践中锻炼，这种发声的交流逐渐转化为成熟的语言(或音乐艺术)。但是，人类并没有局限于听觉的交流，千方百计拓展视觉审美来弥补语言交流的局限性，这样就出现了“言之不足、辅之以象”的情况。“象”的出现就是后来的“卦象”、“文字”以及“绘画”等视觉艺术的综合体，其共同完成“言与象”达到“意”的传达。所以说意的传达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不管是在原始洞窟中雕刻一些特殊的符号，还是在彩陶上绘制一些图案或做出一些能传达视觉意象的图像都是服务于思想。西方先辈生活在海边便利地找到了油性材料制作绘画，中国先民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对于碳木材料易于得到，所以造就成中西绘画材料的巨大区别。

　　由于工业社会的巨大发展，这种传统材料受到现代文明的巨大挑战，尤其在设计艺术领域伴随了传统手工艺向工业化生产的逐渐过渡，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成为现代及后现代社会重要特征，钢筋、纤维、玻璃等传统社会未能出现的材料成为艺术的重要载体。从艺术的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能解决传统手工艺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限性，所以说自从包豪斯运动以来，这种艺术的进程非常迅速。博伊斯、杜尚等艺术家将生活中的现成品搬上展厅，很好地完成了“生活艺术化”的审美突破，“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了划时代的艺术口号，艺术走向生活与公共审美也成为现代艺术以来的重要特征。但是，这种艺术现代进程又变本加厉地推进了国际主义风格的出现，到了艺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像阴影一样造成我们艺术的千篇一律或同质化，这样艺术的多元性及艺术材质的回归问题又提上了当前艺术的议事日程。目前，面对各种艺术材料的繁华之后，我们又开始反思老祖先留下的这些有限的艺术材料形式，为什么人类面对多样性选择之后又不得不采用这些单一的艺术材质？难道他们没有尝试过其它各种材质？或许他们已经尝试过身体、岩石、植物以及各种人工材料，或许他们甚至还尝试过苍蝇、蚊子、粪便、污水。我们也该反思一下对艺术材质的这种依赖性，我们应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艺术本质问题的探讨。

　　总之，在当前的设计界不应该忽视艺术的材料创新问题，尤其作为新材料不但带给人们许多思想无法达到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改变一个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与具体方案。面对目前国、油、版、雕等美术学科，在多年大胆尝试新材料的基础上，应该重视艺术的思想高度、图像社会效应等艺术最为本质的方面，而不应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对材料的试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