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纳的作品总是试图去触碰最沉重、最困难的东西，她的老师吕胜中说她的作品“有一种深重的成色在其中蕴含”。

“炸金花”的作品缘自和文朝发起的“艺术家过境计划”，2012年夏天开始，叶甫纳去了云南茨满村三次。

茨满村是茶马古道的要冲、纳西族最早生活的地方、丽江坝区最大的自然村，这个依附丽江旅游业而生的村子经济条件不错，村里有很多人造的民俗风情，崭新的黄山特大桥从头顶跨过，跟自然景观对照看起来十分荒诞。

叶甫纳第二次去时，当她在联络人和文朝家里看到一块印满了汉堡图案的桌布，瞬间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简单、粗暴、草根、“花痴”的感觉。

“汉堡在那个地方很荒谬，但那个地方就应该是那个感觉。丽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多，但他们自己又没办法去解决其中的冲突——旅游地要保持文化传统，年轻人却渴望现代化。丽江跟威尼斯一样是个舞台，整个城市都在表演。”叶甫纳说。

从重新演绎《民族画报》老封面到自己扮演家庭老照片上的亲人，再到露西附体，她热衷于cosplay，但扮演却不是为了娱乐。虽然表面趣味“花痴”，叶甫纳的作品却总是试图去触碰最沉重、最困难的东西，她的老师吕胜中说她的作品“有一种深重的成色在其中蕴含”。

如果说叶甫纳之前的创作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家庭的历史有关，这一次她的思路是人类学的。她对茨满村25个16岁至30岁的年轻人进行了采访，他们不愿出去打工吃苦，忙时在丽江附近做点小生意，闲时整天无所事事。外面的世界不断向他们输送物质和价值观，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未来规划。一个显著的表现是，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穿民族服装了。

2012年第一次去茨满村的时候，青龙河还有很大的水，等到第二年，河水已经干了，河道被用水泥砌起来。因为第一次的采访中很多人谈过那条河，第二次拍片时叶甫纳只好在后期把河水做上去。“发展就是让你以前说过的真话变得像撒谎一样。”叶甫纳说。

“炸金花”可以看作她对真善美+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固有形象的解构。

就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时，叶甫纳所受的训练就与社会学相关。这一次，她把镜头对准了乡村新民俗——低科技产品和人造风景。

她甚至把自动麻将机搬到展览现场，因为当地人打麻将就是用这个，低科技但是很高级的感觉。还有村民家里常见的动态瀑布流水画、会旋转的风景，里面都有一种村民心目中完美的审美。

“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些东西？他们的家乡本来就已经很美了，但是他们渴望的是另外一种虚假的完美。”只有青春没有理想，只有疲软没有坚持，茨满村人理想中的好风光是以毁坏眼前的好风光为代价的。

叶甫纳是云南白族人，白族最有名的美女是五朵金花。她把展览名定为“炸金花”，肯定不是因为同名的扑克牌游戏，因为她连炸金花怎么玩都不知道，而且茨满村流行的纸牌游戏是斗地主。“炸金花”可以看作她对真善美+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固有形象的解构。

在和文朝家里，除了汉堡桌布，叶甫纳还看到了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正是这本空想社会主义小说让她彻底弄明白了茨满村应该怎么跟当代艺术衔接起来。

“那本书出现在那个村本来就是很荒诞的事情，再把书里对乌有乡的描述跟村里的事情一一对应就更有意思了。书里对各种现象都有描述，包括风景应该是怎样的。我拿着书一路看一路在村里走，觉得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对应关系，从此以后就知道这个系列作品应该怎么做了。”

叶甫纳是艺术家叶永青和甫立亚的独生女，艺术圈习惯把她放到艺二代的行列里去看。对此，吕胜中觉得很不公平：“她的父母的确都从事艺术的行当，能伺候孩子衣食无忧也顺理成章，但的确看不到给过她某种承袭世传的艺术‘衣钵’，也没有给她一般人看起来可凭借身份优势去打通人脉、扫清障碍的铺垫。”

叶永青说女儿是“固执的重口味历史问题女青年”，甫立亚则一直觉得女儿这么会画画，不画可惜了。但叶甫纳依然坚持做她的非立刻兑现艺术。

叶甫纳说：“长辈们在我这个年龄也不知道他们的东西能卖，我做的东西未必将来就不能卖。还是做我感兴趣的事情吧，如果让我画画卖一卖，也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