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期独家刊发的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先生费时半年多时间完成的《全球性的大“文革”》或许可以给我们以解答。何怀硕先生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他认为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当代水墨展当代水墨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本期独家刊发的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先生费时半年多时间完成的《全球性的大“文革”》或许可以给我们以解答。何怀硕先生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他认为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

 

世变的惊觉

 

二十世纪末尾，我对时代的变迁有很深的疑虑，很想创造一个意象来画一幅画，表达我对这个世纪的所感所思。

 

1996年我画成了一幅水墨画，题为《世纪末之月》。这幅画中间矗立一座危楼：高而危殆的一座大厦，陈旧残破，上面有许多胡乱添加，不三不四的违规建物；各层楼各式窗户吐着昏黄的灯光；像铅一样沉重而灰暗的夜空，上方悬着一轮发出诡异光晕的月亮，似乎暗示未来将有大灾难的征兆。画面右边有我的长跋曰：“二十世纪是人类史上最苦难的时代，却也是科技文明空前膨胀的时代。余于世纪末构思此画，以危楼诡月之意象，表现我对二十世纪之感受，忧思与悲悯。斯图一洗山水画之陈腔，冥想未来，但恨不晤后人。”1999年展出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我的个展。200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院八十周年，慎重邀请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我将此画参展，并接受北京故宫收藏。

 

至今，二十世纪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今日世界（包括物质的世界与心灵的世界）的危殆与艺术的异化以至死亡，令敏感深思的人触目惊心。虽然大多数人似乎认定时代的变迁无可奈何，人类的命运好像天注定，任谁都不能左右，其实，这是大错。如果每个人苟且享受今日空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在无奈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觉醒，那是自取灭亡。现在总得有人先天下之忧，苦苦追索世变之源。

 

艺术的异化

 

世变的敏感与个人生存的时代背景有关。我生于珍珠港事变那一年，成长于战后。自少生活的动荡与艰苦，使我感到个人与人类的未来处境有隐忧。我心坎深处对时代惶惑的直觉，流露于言行，常被师友视为悲观主义者。但我在行动上，反而更积极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从美术系毕业。我留心观察世变，读书、思考，亟欲知其来龙去脉。我所学是艺术，我觉得艺术的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是连动的；我从来不孤立看艺术，而认为艺术与时空环境是互相批注。

 

上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初始时给我很大的震撼：惊觉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广义的现实主义开始动摇，文哲内涵逐渐取消了。不过，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及某些形式主义绘画等还是有许多可喜可佩的杰作。但其后，越来越多颠覆传统的画派使我渐渐失望、困惑，以至于我看到人类集体心灵的衰落，人文价值的崩解，如北极不断溶冰。艺术也不断在异化中。

 

早在197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之前十年间，我已在台北各报纸副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中国艺术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抨击“崇洋媚美”的风潮以及认为艺术已无国界，应该跳脱民族主义传统的羁绊，“世界艺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等谬误观念。1973年我第一本文集《苦涩的美感》，与第二本文集《十年灯》甫出版而不断再版，大概有近十万本的销量。在小小的台湾地区书市，非小说类有此成绩，称“薄有文章惊海内”，也不算太夸张。当时成副刊常客，一两年便出文集一本。那时候，中国内地从反右到“文革”，一直在政治斗争热潮中，与世隔绝，不但不许崇洋，连“现代主义”也未听闻。在台湾地区，我最早批判西方现代主义，也批判崇洋、甘为美国现代主义附庸者，同时也批判传统的泥古派。固然受到西化派与复古派暗中痛恨，不过，佳评与回应者更多。余光中先生读后为我写序，说“我特别欣赏作者批评的‘双刃锋芒’，因为他的立场一面是外攘西化之狂潮，一面是内警沉酣之迷梦，两面都不妥协，腹背受敌，艰苦异常”。这些话距今四十一年，我的立场未稍动摇，或更坚定。

 

现代主义在台湾地区

 

我始终认为，现代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只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之所以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乃因为欧美近现代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加上交通与信息的便捷畅通，通过侵略、扩张、溶蚀、渗透等手段，制造成一元化的“世界性的思潮”。原为殖民地或工业化落后的国度或民族，面对欧美强权，因为自卑，很自然地误以为西方文艺的现代主义，是人人不可自外，而且是先进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是历史进程之必然。这种向西方倾斜的现象，几乎是东方各国普遍的趋势。台湾地区有自己特殊的时代处境，为此趋势加大力度。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内地正当“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台湾地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晦暗不明与失望，加上日据以来分离主义的滋蔓，因而加剧了与中国文化的疏离。小岛孤悬海峡，上世纪80年代以前依靠美国第七舰队的卵翼，形成了一个崇洋亲美的时代氛围，是不可忘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台湾地区不少艺坛识时务的“俊杰”热烈附和西方现代主义是世界性、国际性，先进的时代潮流，“大一统的世界艺术”即将来临的论调。投时代之机者立刻受到美国新闻处的青睐与宠掖……美国式现代派的追随者一时声名大噪，也号召了更多盲从者聚众成群。台湾地区新派画会于是如雨后春笋，最有名者如“东方”、“五月”与“现代”等画会，曾经叱咤风云。谁会想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告退，而有“八五新潮”，二十年后追接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派的后尘形成了艺术全盘美国化两岸合流的局面。

 

我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背腹受敌使我成了艺坛孤鸟，成了单干户。我觉得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

 

边缘与中心

 

1974年秋，我应邀到纽约勒辛顿大道的中国文化中心及宾州大学等多所美术馆个展。刚到纽约就巧遇“跳机”来纽约、没学过画的台湾地区青年谢德庆，来美国当不必画画的“行为艺术家”，中文报上大加报道。可见当时美国现代艺术颠覆传统之诱人与台湾崇美之热潮。

 

在美4年余，参观了美国各著名美术馆、博物馆、现代美术馆、惠特尼与古根海姆美术馆、欧洲各地美术馆，对西方美术有较深入的了解。尤其见识纽约最著名的“苏荷区”(Soho)还未大盛之时，最早是破败的废弃厂房，治安的死角，也是美国未成名前卫画家、流浪汉、酒鬼、同性恋、吸毒者、乞丐的栖宿地。从极廉价到极抢手，后来成为最摩登的餐厅酒馆与高级商店的时髦一条街。我同班同学，洋气十足的一对夫妇因经营房地产而发迹为富商，却也是台湾地区报刊上的旅美名画家。画家挟洋自重之路，纽约成新快捷方式。

 

纽约已取代巴黎，成为现代主义的艺术新都。美国为摆脱欧洲传统的权威，强力令艺术变种、变貌。艺术不用笔绘，而像工厂制作，弃绝传统工具材料，可自由用现成物拼集。不避污秽、怪诞、杂乱、血腥……无所顾忌。艺术甚至可以不表现在客观化的材质上，而以人体或特异的行为，曰“行为艺术”、“身体艺术”。这些后来称后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后来又以“当代艺术”统称这一切。纽约是艺术反传统、反文化，对传统肆无忌惮颠覆与戏弄之乐园。美国以强大国力令艺术彻底“异化”而登上当代艺术之霸主地位。此诚令人惊心悚栗，但我否认、反对、抗拒艺术必共同遵循某强霸所标榜大一统之艺术潮流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台湾地区教书，创作之外，写作如前，批判如前。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各式前卫艺术在台湾已移植、仿制成功。许多人觉得做西方前卫艺术的附庸是先进而荣耀的；有人且抱憾台湾地区比西方迟了三十年，批评徐悲鸿吸取西方写实派，没引进最先锋的新派而延误现代主义输入本国。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时潮力量之巨大，如狂风海啸。先进分子吆喝在前，便有盲目追随者蜂拥在后，以至成为决澜之势。中国的艺术在此风潮之中遂难以保持独立不摇。西方的观点、材料、技巧，几乎渐成中国艺术最依赖的模板。连中国最独特的水墨画与书法，也摭袭西方的模式与规格，以东施效颦的方式来“创新”，竟能博众采，渐渐夺取“新传统”的地位。只要考察大陆与台湾地区美术馆的展品而可知。曾几何时，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艺术界已普遍否认民族文化的特色是艺术价值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迷信有所谓国际性与世界性的艺术思想及风格。许多人相信传统的“地域性”的艺术当然要与先进的“世界性”接轨。殊不知以“边缘”向“中心”看齐为荣，正掉落“西方中心论者”的陷阱。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界最严重的谬误就是在心智上屈从于美国，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放弃。更糟的是把屈从与自弃当成先进而骄傲自满。现在中国大陆已走上与台湾同样的方向，且后来居上，实令人扼腕……这是整体中国文化空前的劫难。

 

二十世纪末，我发表了一篇“论抽象”长文（收录台北立绪出版《创造的狂狷》，也收录天津百花文艺《苦涩的美感》书中），批判抽象画的肤浅空洞，志在彻底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基础。在台湾地区长期反抗西方现代主义的宰制，强调文化艺术独立自主精神的坚持之不可妥协，数十年立场不变，海内外始终如一的，我正是孤独一人。新世纪之后，网络大兴，副刊萎缩，我逐渐把思考与写作转向更深广的领域去索解艺术的衰变，很少写报刊文章，而写专书（尚未完成）。在最近十多年来，我逐步领悟到帝国主义在政经之外，对文化艺术早已有计划地进行全球性的“文化大革命”。

 

发现更早更大的“文革”

 

现代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产物，上面已说过。此思想本来在欧洲形成。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重创欧洲，不只在物质上，更在心灵上。欧洲老了，衰败了，文化信心丧失，虚无颓废方滋，正是美国崛起，一片形势大好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局势。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后，新世纪不久已展现大国崛起之势。但在艺术上，与五十年前的台湾地区一样，挡不住西方的狂潮，甚且因急切争取与“国际”接轨而切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脐带……以“传统”为“现代”的反面，中国艺术遂一步步急速走向异化之路。国家富强，心灵却陷落。半世纪以来，我追索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代遭遇空前危机的原因；思索西方如何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到今天整体文化全球扩张，不但威胁、排斥非西方文化，而且连人类所共同创造、积累的普遍性价值，包括伦理道德，与一切各有特色的艺术与生活风格，如何被西方所谓“现代性”的神话所击溃、压抑与破坏。2007年我参观北京当代艺术红火之地“798”，写了一篇《798杂感》发表在《美术观察》2008年11月，感慨万千。

 

“文革”一词是借用中国内地1966-1976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名称。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一时的，敲锣打鼓进行的；而后者是全球的，长期的，是润物细无声，又无孔不入的。它静悄悄要全面从文化的根本上同化“他者”，达成美国宰制全球的目的。

 

拉丁美洲文学家马尔克斯(G.G.Maquez，1928-2014)1982年接受西方记者访问，谈到殖民一事说：拉美比起非洲来幸运多了。野蛮的西班牙人虽然是殖民者，但比其他国家好。他们殖民后，和拉丁美洲人民整合，因而产生了文化上的变革。可是英、法、葡等国则不同，他们甚至连语言都没有留下来，只是一味残酷的掠夺。他们的文化被殖民者的枷锁窒息了。

 

美国这个帝国主义，比上面两种都更可怕。它用硬、软两种实力去使各国丧失自我，全球美国化，一元化。从冷战以来，美国便悄悄策划一个我现在称为“全球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以国家与民间的力量去推行，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阴谋。

 

美国赢了冷战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世界基本上形成两个阵营的对峙。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右一左，两边壁垒森严。吊诡的是，虽然意识形态互相敌对，但却同样玩弄、利用民粹的力量。

 

右边的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注重经济发展，鼓励自由竞争。西方近代科技的发达，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与跃进，生产大为提升，工商业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激增。所以大众均可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但机械化的生产工作，造成人成为生产机器的工具，加上资本主义造成阶级矛盾，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酷的挑战。多数人的苦闷与空虚则来自一切商品化，道德崩溃，拜金主义流行，色情与毒品泛滥，社会安全受威胁。因为贫富悬殊，资本主义天堂的神话破产，社会动荡，所以不得不采纳许多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以缓和阶级矛盾所造成的社会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得以延续至今，固然因物质的满足可缓和矛盾，更在于它对人的宰制有一套极高明的设计。人性中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与感官刺激，对物质占有的欲望，对金钱与财富无限的贪求等，是人性中的负面、消极面或黑暗面。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人性不完美的这一面来达到对人的掌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谓开放的社会，鼓励自由竞争，优胜劣败，每个人都可由其天赋、努力与运气，去获得各种欲望无止境的满足。它不但自由开放，而且纵容、鼓动、甚至巧妙设法制造无穷的欲望。每个人因之不知不觉为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所宰制而难以反抗、超越，也难以回头，而且沉迷不起不能自拔。

 

左边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这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完全相对立。原初的用心在发扬人性的正面、积极面或光明面，消除私心私产，谋集体的和谐与幸福。马克思主张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这种观点其实从希腊亚里士多德、中世纪阿奎那都到黑格尔都有类似思想。早期共产党采用集体主义，提出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苏共)和个人与集体利益辩证的统一(中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一种政治主张，一种制度，同资本主义一样，也希望扩张、发展、同化其他国家，使其阵营有更加壮盛的竞争力，以埋葬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两个阵营的冷战，表面虽是“和平”的，但暗地里手段之激烈，范围之广泛，也无所不用其极。不过，现在回顾起来，冷战二元化对峙的世界，恐怖的平衡，固然令当时全球担忧，但更可怕的是今日西方推行全球化，因而文化成为一元独尊的局势，将导致多元民族文化的大劫。

 

到了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超过半世纪的对峙，终于随着东柏林围墙的拆除，东欧与苏共的自我解体而结束；中国大陆则在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之后，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停止阶级斗争，容许私有制等。在短短三十多年间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举世瞩目。二十世纪末，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发表《历史之终结》，石破天惊指出两个阵营的较劲结果，不只是冷战的结束，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也是历史的终结。此书一出即引起大争议。并因其独断而受质疑。可以见到美国在全球的“文革”，四顾已无敌手，是如何踌躇满志。

 

商业化与大众化

 

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的预言不可能成真，但自“苏、东、波”解体与中国转型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普遍被不同程度地接受，是不争的事实。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主轴，美国向世界文化输出也就是凭借这两个“法宝”。借着美国超强的国力与无孔不入的宣传渗透，全球逐渐“美国化”，已明显的见效。

 

吊诡的是商业化与大众化一方面造福现代世界，同时也是造成世界价值沉沦、道德崩坏与地球耗竭衰变、世界危殆的原因。

 

商业化使道德崩溃，人的质量下降，文化趋向浅薄与庸俗，过去的经典与法则遭毁弃，更重要的是造成平庸的大多数上台，卓越的少数自然地边缘化，也即优败劣胜的趋势。全球文化与人才普遍的劣质化，是不争的事实。

 

科技使生产技术不断大幅提升，生产力大增，产品充斥市场，使商业空前发达。一方面满足每个人无限的物质享受，也提高了物质的欲望，（我想起爱因斯坦1930年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这种伦理基础，我称之为猪猡的理想。”）现代不计其数的科技产品，用过即弃，奢侈浪费，锈蚀了俭朴、惜物、节制欲望等美德；糟蹋资源，大量垃圾与污染也造成生存环境的大破坏（这是爱氏当年所未曾见的）。

 

商业化更大的恶是鼓励消费，制造流行文化，以“名牌”商品吸金，激发虚荣心理，使贫穷者为了虚荣心的满足付出不合理的代价（少女为得名牌商品不惜卖身的新闻并不少见）；使富者穷奢极欲，两者都使人的品质与尊严下坠。制造大量魅力超过旧时代鸦片的新商品：如打斗、杀人、科技神话与色情的电影，连续剧与娱乐节目，电动游戏机（多少青少年荒废学业流连网咖，夜以继日，以致猝然昏死的新闻，时有所闻），电脑与手机上的各种信息与社群网站，不但虚耗生命，而且培育了依附潮流，缺少独立思想的大众，并且伤害我们的新世代。对于一切人，美式文化通过无休止的、多样而令人喜爱的娱乐商品，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塑造统一的流行思想、品位、信仰与生活习惯。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03)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给当代人类发出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警告：“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所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这就是当代世界最可怕的事。马克思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到20世纪以后利用迎合人性贪欲一面改造了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如同吃了迷魂药，任由摆布。广告、商展、商品代言（一般都用女色来做诱惑吸引的工具）、促销、媒体制造潮流与名牌的神话。一切皆虚幻，一切皆谎言，连媒体都不可信任，真（知识）、善（道德）、美（文艺）皆不可靠，一切皆商品。不单物质是产品，连人的智能、能力、美貌乃至肉体都是。出卖商品以换取金钱，于是拜金主义流行(moneyworship,即认为金钱代表成功，也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成为人生哲学的主流。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时刻在思考如何竞争，如何谋利，然后是如何得到最大化的官能享受与娱乐。所有过去人类社会所崇敬、赞赏、仰慕的一切，如果不能产生实利，变成金钱，便因为不合时宜，都遭受讪笑、冷落与抛弃。渐渐地，最有理想，最有学问，品格最高尚的人因不识时务，过于迂阔而自惭形秽，也感受到一股庞大而无形的压力，因而被动或主动地边缘化。世界各领域的卓越人才不断由最能适应商业化时代的，功利的新式人才所替换。于是，世界性的“文化大革命”经由商业化获得了翻转历史巨轮的惊人动力，而得天下。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又说：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世纪的这一位思想家的远见，至今仍令人钦佩。

 

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同时，美式民主政治也在全球扩散。虽然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极端悬殊，但因为生产力超强，物质富裕，社会矛盾便得到缓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构成一个无与伦比的广大市场。这个大众化的文化市场排斥文化的精英主义而得到压倒性的声势。高深卓超的精英文化被摈斥于潮流之外，于是，一大群平庸、狡黠、投机、善于媚俗、哗众取宠之辈、资质中下流的人物，如雨后春笋般蹿出，开启了一个主要由中下流人才主导全球各种行业的时代。

 

这个时代文化产品，要适应“民主化”的大众社会，以强烈媚俗，用过即丢，价格廉宜，浅显粗糙，简单庸俗却艳丽逗趣，不需很多知识，却要具有极尽刺激感官，挑动欲望等特色的魅力。这种时代文化供大众享用，又回过头来熏染、塑造大众的思想感情。资本主义虽然个人主义很发达，但是商业化与大众化所造成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心理趋向都相当统一、雷同。比较起左派曾以政治洗脑与劳动改造所期望达到的思想统一，资本主义这一套显然更为彻底而持久。商业化与民主化，不能不说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所产出的两种福国利民的文化。但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加节制，都会走向与它原来相反的方向；中国古人所谓物极必反。很不幸，许多方面已经开始应验。人类数千年在历史的屯邅中孜孜矻矻建立起来的光辉伟大的传统文化，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当代快速而粗糙的大众商业文化。

 

美式民粹文化的狂飙

 

美式文化由西方的现代文化而来，是一种民粹文化(cultureofpopulism)。最适当的名称可称为“当代全球性的美式民粹文化”。这是历史上未见的文化现象。其基本性格是：反传统，反权威，反经典，反精英主义；色情、性、同性恋大幅度自由开放；利用后现代文化理论对传统的颠覆找到民粹文化的正当性……美式文化的产品，像大麻一样风靡世界，尤其吸引年轻世代。从猫王、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到LadyGaga，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牛仔裤、《花花公子》和《阁楼》等色情杂志、比基尼……美式文化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的文化。它以两个途径使大多数人不易抗拒而且如蚁附膻。第一个是诉诸人性的贪欲（如前所述），第二是把冠冕（其实就是名利）颁给平庸的、投机、背德的反叛者。并对所有反叛行为佩上光荣、进步的徽章。（反叛的对象即传统文化、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精英知识与技巧，公认的价值观念等。）所以居人类大多数不学无术的平庸大众得到鼓舞而加入美式“文革”的行列，乐于打倒过去的文化，践踏桂冠，宣布新的“律法”，讴歌新的“文创产业”，推出新的文化英雄……风起云涌，一时许多豪杰！半个世纪以来东亚已被收编进入美式文化版图，连改革开放只三十年的中国大陆，这个有数千年伟大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度，因为新的世代受“文革”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无识、生疏与反叛，盲从新潮，不知不觉落入美式文化的陷阱中，因群体互相壮胆而沾沾自喜。民粹狂飙已成气候，美式“文革”正如大海啸之难以抵挡。

 

艺术的异化与死亡

 

今天很少人愿意谈论“什么是艺术”。因为自从全球性大“文革”以来，一切传统都被颠覆推翻，一切规范都被捣毁，原来的艺术已被整得面目全非了。当杰克逊·波洛克用各色油漆滴洒在平铺地上的画布，成为“抽象画”，在美术馆中与达·芬奇的油画平起平坐，同称“艺术”；当刘国松把沾墨的刷子在粗麻纸上涂刷，再撕去纸筋；或在浴缸水中滴墨、色，做“水拓”，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都称为中国水墨画时，云泥已然无别，便知道评判什么是艺术的基准已被毁坏殆尽了。

 

艺术应该是不同民族文化中艺术家个人独特的创造。不论是视觉的图画、雕刻或听觉的歌曲，都各有民族特色与不同的审美途径。而任何艺术都志在表达意念与情感，因为人性相近，所以各种真正的艺术都可以与欣赏者发生共鸣，没有隔阂。另一方面，因为民族性、历史、传统等等相异，各民族的艺术在观念、风格、技巧与工具材料上各有优胜，所以才有百花齐放的多元价值。因为有所不同，互相观摩、欣赏、交流与互相学习才更有意义。艺术的本质在独特性，不能也不应该提倡全球统一的观点与规格。因为艺术若统一规格，民族特色、个人创造便受到戕害与限制。何况文化的单一化便是文化的死亡。

 

现代西方文化在全球强力扩散，由其新兴的美国夺得领导地位之后，鲁莽骄妄地以美国式的新艺术，取代欧洲，并统帅全球。这是历史上从未曾有的荒谬与霸道。20世纪中期以来各种不利的因素（如上述商业化与大众化）逐渐造成艺术的异化甚至艺术的死亡。美国崛起，利用艺术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对抗苏联。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艺术评论》2013年10月28日第96期《当代艺术的冷战背景》等文章，指出艺术被当成文化帝国主义称霸的工具。因此，现代艺术的危机，因为美式艺术的兴风作浪，无疑加速艺术的异化与死亡。

 

从全球大“文革”的观点来看，艺术不再有机会经由人类中少数最杰出的艺术家，在个人自由创造中，为未来人类光辉的艺术史增添杰作。艺术的精英被罢黜，被排斥，被边缘化，乃至艺术精英已然消失，也不可能再孕育成长，艺术全由大多数平庸、投机的反叛者，传统的颠覆者来主导与掌控，艺术已像沙特的“呕吐”，不是精华，而是渣滓。爱因斯坦曾说：立体派、抽象派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看到伦勃朗，低回赞叹，深有感触。）现在的艺术家，有点像“红卫兵”，可以为所欲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人非艺术家；无物非艺术。这就是最多数投机名利客大批大批皈依美国“当代艺术”麾下的原因（部分欧洲画家，为了名利，响应美国新潮而“抽象”而“波普”，受到美国的支持，其实即投奔美国旗下，公主当成婢女矣！）。说艺术死亡的书中外都已不少，但如果不从更深度的近现代整体历史演变的脉络来追索，不免片面而不易深入。美式的“当代艺术”是艺术的终结者。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绘画(painting)这个名称不见了？因为美式全球大“文革”之后，绘画已不限于平面也不遵守不同工具材料而来的类别，甚至也不在画画，任何东西任何形式，包括立体的现成物都可以加入，原来绘画的基本条件都破除了，所以无法称为绘画，只能以“当代艺术”来言说、命名。

有人会问：当代艺术包容任何物质形式都是艺术，不是最大的自由解放，最“多元”吗？是的。但是，一堆垃圾成分也很多元。世上可以有多元的价值，并非凡多元皆为价值。当代许多人只乐见“多元”，避谈“价值”。的确过去太执迷权威一元化，有时太偏狭；当代若只重视多元，而不强调价值，却是灾祸之源。“多元价值”才是应该追求的。只求多元，不讲价值，其实也是大众人人均可做艺术家的原因。

 

应有忧患，心存期望

 

西方自1917年杜尚以《喷泉》（其实是厕所里男性用的尿斗）作为艺术品展出之后，世界上就渐渐不再有像伦勃朗、米勒、凡·高等那样的大画家了；美国自五年前91岁的安德鲁·怀斯逝世之后，已没有真正的、用笔画画的美国优秀画家了；中国画家在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等人之后，同“等高线”的画家难以出现了。以后，中外古今所崇仰的那种“艺术”（也即是当代艺术认为“过时的、保守的传统艺术”），很可能终结了。

 

大众化的时代，人人想当家做主，所以痛恨精英，痛恨天才；美国艺术勇于颠覆传统，因为他自己没有多少传统。所以当美国成为世界的强霸，它要把全球美国化（常假借“国际性”的名称来诱人入彀)，而且宣称“历史终结”。美式政经文化从此万世一系，宰制全球？由美国开始历史新纪元，各国只是美国的“一区”？地球简直可称“美球”矣！

 

中外自古优秀的画家不可能每一世代有一大群。因为精华总是凤毛麟角；平庸才能如恒河沙数。当代艺术家全球车载斗量，其数目之庞大，与过去比较，当知如何悬殊。美国以民粹文化攻掠全球，讨好多数平庸之众。民粹的巨力以量胜。全球多了多少现代、当代艺术的美术馆与展览活动；艺术杂志与展览广告，加上拍卖市场的炒作，暴富者将艺术品当股票投资，不择手段哄抬，价格暴涨，价值却错乱。这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一位朋友对我说：每次看到“当代艺术”，都感到有如看到一批无赖占据了圣殿，居然在上面食宿拉撒一样令人难受。

 

美国依然强大，但社会与文化败相已露。美国现代以降著名画家，从波洛克、马瑟韦尔、劳申博格、安迪·沃霍、图尼克（Tunick，曾在2002年及2005年，邀集二三千男女在欧洲各国裸体卧地拍摄肉体的河或海，惊世骇俗，激怒各国教徒的美国当代艺术家。）到今年才四十九岁的达明·赫斯特（DamienHirst,1965-）。（他就是把铂金和碎钻贴满一个骷髅头上做成《为了上帝的爱，FortheLoveofGod》那件“当代艺术”，2007年以一亿英镑卖出去的大名家），他们与猫王、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到近年大红的LadyGaga(用生牛肉披在身上做“时装”的那个举世皆知的歌星)是一样的美国“流行文化”。他们不只颠覆了艺术，动摇了文化价值观念，对时代风气与全球青年的人格养成也有极大负面影响。美式民粹文化的流行，是目前世界在精神文化方面令人忧心忡忡的所在。

 

物质世界方面的危机是地球生存环境的灾难，众所周知，不庸细说。可敬的美国前副总统，十多年孜孜矻矻致力于地球危机的探索、考察与研究，现在成为全球知名专家学者，对人类不断苦口婆心提示、警告的戈尔先生（Mr.AlGore1948-），当美国只为自身利益，不顾公义，欺弱助恶，横行霸道未肯收敛之时，对人类所提供的却是正面的奉献。我们应该对这位美国人深致敬意。

 

本文对近百年间世界的巨变以及巨变对人类生存、文化和艺术的冲击与破坏提出警告，对美式民粹文化的毒害予以批判，也对中国艺术界那些民族自卑、奴颜媚骨、依附强权的种种现象提出批判。只有在人类逐渐明白现代世变的源头，产生猛省与自觉，由少数扩及多数而星火燎原，产生大觉醒，人类世界另一次类似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才可能期望到来。

 

当我在谈论当代世界文化之沦落，常常感到所有的人似乎很赞同我的分析与批判，但又流露出举世如此，是时代演变所必然，又能奈他何的无奈心情。我便说：的确，今世这种一元化的全球民粹文化力量已大，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软硬实力之雄强，许多人会觉得时代进程似乎已是命定。但我会充满信心地说：想想历史学家所谓欧洲“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一共有一千年之久！后来，由名叫“再生”的文艺复兴时代所取代。我们当代的民粹文化还不足百年，而地球已发生各种大灾难的讯号，美国这个大帝国，也不断出现衰退之象。中国文化艺术界应有自觉、自尊与自信，那些随人俯仰的都只是时代的泡沫。我们中国艺术应有自己的发展史，期望多元价值、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未来时代再生，我们要以什么独特的贡献与不可取代的成就贡献世界？中国人，必须预作准备。

 

现代世界变迁之快，出乎人的预料，这个世界若不能“再生”，便将毁灭。所以，期望人类的觉醒将在一声春雷之后。我们应该怀忧，但永不绝望。

 

后记：

 

本文启自去年底，断续数月才写成。将这个可写一本书的大论题以一篇文章来写，采用平实叙事的方式，记述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的体验、求索、发现，以及对当代美式民粹文化的批判。夹叙夹议，发人所未发；不避简陋，嘤鸣以求友声也。正当我写完此文，外出在书店买到广西师大出版，河清译的《论美术的现状——现代性之批判》，法国让·克莱尔1993年出版，2012年中文译本出版。这本书使我雀跃，因为，我四十年来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在欧洲早有共鸣者。不过我的批判比他更早了大约二十年。在台北这个“全球化”（美国化）主流之外的边缘小城，我用中文批判美式“文革”，其声如蚊。来日中外像克莱尔这种“同志”渐渐多了便将聚蚊成雷。克莱尔的观点差不多与我相共鸣。读者幸勿错过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