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艺术史学的发迹与德国的学术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1933年，纳粹政府颁布了反对自由知识分子和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开始清除在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犹太裔学者。

美国的中国艺术研究发迹史

美国继日本之后，成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又一重镇。20世纪初的先驱者有福开森、华尔纳、巴赫霍夫等；20世纪50年代后的研究渐臻佳境，代表人物有罗越、夏皮罗、索伯、席克门、高居翰、何惠鉴、方闻等；80年代以后人才辈出，相继出现谢柏轲、列文森、班宗华、包华石、贝格莱、傅申、罗泰、巫鸿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群。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艺术史学的发迹与德国的学术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1933年，纳粹政府颁布了反对自由知识分子和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开始清除在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犹太裔学者。他们来到英美两国避难，包括20世纪几位杰出的艺术史学者扎克斯尔，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这三位学者均致力于瓦尔堡倡导的“图像学”研究，以反对沃尔夫林的极端形式主义。

潘诺夫斯基1933年移居美国，同时也把瓦尔堡的思想带到美国，对美国艺术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先后曾在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就是潘诺夫斯基的授业弟子（后文单述）。

罗越VS.高本汉 美国战胜欧洲

在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始于30年代，代表人物是瑞典汉学权威高本汉。他研究了1285件商周青铜器花纹，撰写了上百万字论著。其论文《古代中国传说与信仰》和《中国周朝的献祭》，堪称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典范。

1953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罗越向高本汉的殷墟分期理论提出挑战，罗越正是沃尔夫林的门生巴赫霍夫的大弟子，现代西方中国艺术史学的奠基人之一。罗越曾于40年代初期来中国考察，1947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期间，与同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结为患难之交。1951年，罗越将艺术风格分析法引入美国，1953年首次尝试用此法研究商周青铜器。早于殷墟的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罗越的殷墟分期是正确的，而高本汉却把年代搞反了。这件事对高本汉打击颇大，从此放弃了商周青铜器研究。

高居翰：成为罗越的弟子，是我的荣耀

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教授高居翰回忆罗越，“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中国艺术史界就划分出壁垒对峙的两派，汉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两方都互不信任，都不太了解对方的研究方法。但是几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慢慢能够把西方艺术史的治学方法和中文典籍的阅读功底结合起来，这种对垒状态也就化解了。罗越是第一位能够这样做的人，他或许也是中国绘画方面最重要的一位学者。罗越曾经在北京生活、学习多年。1951年他前去密西根大学执教。在我做研究生的时日，能够成为他的弟子，实在是一件荣耀。”

据薛永年回忆，1973年高居翰首次来华，当时是以“考古学者”的身份来的，因为文革期间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美术史研究。尹吉男也认为：“中国美术史在西方的框架里一般被分为美术考古和绘画史。美术考古主要是由考古学者来做，集中在早期艺术史，而美国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大家基本都是研究绘画史的，主要是北宋以来的文人画历史，高居翰是研究这个方面的一个大家。”

如何定位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朱绍良有一个评价，“我觉得西方人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贡献最大的两个人，一是高居翰先生，另一个就是苏立文先生。”

当然，西方人研究中国文人画，自有先天缺陷，但高居翰以勤奋、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思路做了大量弥补工作。朱绍良认为“特别是他对石涛、王原祁的理解和诠释是非常独特和准确的，甚至超过了中国的研究学者。虽然他对明代一些绘画的诠释是有一些偏差，比如董源的《溪岸图》，他就认为是徐悲鸿和张大千造的，这个结论很荒唐，最后大都会博物馆经过科学的鉴定，用科学仪器对它进行高倍数的扫描研究得出结论，它确实是董源的作品，在研究表明确实是他的错误时，他及时向王季迁先生做出了道歉。”

方闻与巫鸿 美籍华裔得天独厚

潘诺夫斯基将瓦尔堡的“图像学”方法带到美国，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艺术创作中的形式与风格没有引起研究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艺术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夏皮罗就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艺术风格”的经典定义，既弥补了“图像学”的漏洞，也超出了沃尔夫林单纯的形式主义范畴。夏皮罗本人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非西方艺术，但是他对“风格”的定义却在西方艺术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艺术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美籍华裔学者方闻就是受夏皮罗影响而在中国书画研究方面成就卓然的一位代表。

方闻1930年生长在上海市，1948年即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兼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主席，1971—2000年，方闻又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别顾问及亚洲部主任，1992年，成为美国哲学家协会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经杨振宁推荐，方闻被聘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组建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方闻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华裔优势成为战后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角色。

方闻作为美籍华人，在理解中国书画上自然比西方人有先天优势，一个最直接的区别就是，在对国内的学术传承与影响上，方闻要比高居翰等人大的多。方闻桃李满天下，门生遍布世界重要艺术史院系和各大博物馆，在中国艺术史领域形成了强大的“普林斯顿学派”。伦敦大学艺术史系韦陀教授，耶鲁大学班宗华教授、圣刘易斯华盛顿大学杜朴教授、香港大学傅申教授，皆出其门下。

在上述中兴一代之后，更为年轻的一批学者在学术传承与交流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中兴一代学者那里，收的门下弟子多为美国人或港台人，大陆学生几乎没有。薛永年认为，“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比高居翰年纪轻一点的学者，比如陈传席，多是在美国有几个月时间做研究，受到了他们的启发，直接的学术传承好像没有，后来大陆开放后去了不少学生，应该是受巫鸿的影响比较大。”